吉益东洞：什么是“毒”？
【导读】
吉益东洞是日本古方派中的杰出代表人物。吉益东洞着作颇丰，其中《类聚方》及《药征》最享盛名。
古方——毒的病因
吉益东洞的逻辑是《伤寒论》所载的方才是古方，即便《金匮》、《玉函》以及《千金》中所载，虽然托仲景之名，但也都不可靠。因此，要看药物之能，得从《伤寒论》中去探究。这是吉益东洞《药征》所进行的工作。而药能，则来自于其有毒。即药性就是毒性，用毒是为了攻毒，攻哪里的毒，当然是病之毒。这就是吉益东洞的病因学说。
《医断》中论及病因，曾说，“后世以病因为治本也。曰：不知之，焉得治。于尝学其道，恍惚不可分，虽圣人难知之已，然非谓无之也。言知之，皆想象也。以想象为治本，吾斯之未能信矣。故先生以见证为治本，不拘因也，即仲景之法也。”事实上，在吉益东洞看来，疾病并非没有因，这个因只有一个就是“毒”。
又或者说，“病”就等于“毒”。所以“万病一毒，众药皆毒，以此毒攻彼毒，毒去复故。故此方法不衍焉，则无病不愈也。” 吉益东洞的思想可以用简来概括，法中，直取其症，而理中，则只取一个“毒”字。而其他一概都舍了。那么这样的理论结构能够自洽吗？
这是吉益东洞要回答的另一个问题。应该说，回答好这个问题是不容易的，吉益东洞着力最多之处当也在此。他做了这样一些阐述：
一是，万病一毒。
这个“毒”其实是一个“病理产物”。
比如，他解释饮食如何成为“郁毒”说，“夫人生可入于形体內者，饮食也。而守节不过，则无病体健康也；失节大过，则病升羸弱也。而又其饮食不通利于二便，则糟粕留滞于内为則糟粕留滯於內爲秽物。命之曰‘郁毒’，是即病也。故疾医为万病，唯一毒而去其毒。其毒以汗吐下而解去，则诸病疾苦尽治焉。” 此外，他还认为情欲也会导致“毒”，这是“内毒”；至于外感，“邪虽自外来，其无毒者不入，假如天行疫气，间有不病者，天非私，人非不居气中，是无毒也。”总之，无论外感还是内伤，其能致病都是因为产生了“毒”，“毒”所在位置可以各不相同，因此衍生各种疾病，“百病系焉，诸诳出焉，在心下为痞，在腹为胀，在胸为冒，在头为痛，在目为翳，在耳为聋，在背为拘急，在腰为痿蹙，在胫为强直，在足为脚气，千变万怪，不可名状。”因此无论原因是什么，无论表现是什么，其核心都是“毒”导致的，只要抓住“毒”，设法趋毒，那么所有的疾病都可以得到解决。这是其理论结构的第一级。
二是，随毒所在而处方。
有了之前的分析，吉益东洞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然则一也，故仲景随毒所在而处方。”随毒所在而处方，是其理论结构的第二级。在吉益东洞看来，“毒”在体内的不同位置，会产生不同的外在“症状”。他引用《史记•扁鹊传》中提到的“病应见于大表”来支撑自己的观点。这样也就使所谓“毒之所在”等同于了“见于大表”的症状。由此，也就为自己主张“方症对应”找到了根据。为此，吉益东洞，把《史记》中“越人之为方也，不待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理解为，以扁鹊为首的古代“疾医”在治疗时，都是根据临床症状处以方药的，而并不根据阴阳之论等。我们马上就会发现这一点，正是，吉益东洞学说的关键之处。为此他不厌其烦喋喋于这一观点的反复强调。《医事古言》：“病应见于大表者，随见症施治方之谓也。后世先病因，后其症候，可谓失古医法矣。”《古事医言》卷二：“病应见于大表，是古今治法之规则也。非见于大表，则何以传人？如阴阳医，则不见于大表。理以推其因，理者无有定轨。故见一病人，而师弟相反目。无规矩准绳也。扁鹊不然，以见于大表定治法，故师弟无异。有规矩准绳也。”《药征》：“夫秦张之治疾也，从其症而不取因矣。因者想像也。以冥冥决事，秦张所不取也。”《东洞遗稿•复木龙介书》：“如吾医术，随证而调剂，不论其因。试其事，而攘浮说。”
三是，医之于术也，攻而已，无有补矣。
有了前两级台阶，在临床上，吉益东洞便迈出了第三步，这一次，他要为药能的毒和万病的毒找到一个最直接的接触方式，那就是攻法。药物的价值，在吉益东洞看来就是能够以自身之毒性攻击疾病之毒性。因此，一药便有一些症的对应，全在于他能够祛除症背后的毒性，这是药物存在的唯一价值。为了强化这样的对应的关系，他彻底否定补法的存在，认为，根本不存在能够补充元气的药物，元气只能养不能补，养依靠的是谷肉，根本就没有什么补充元气的药物，因为如果元气能够被补充的话的，那么人就不会死亡了。“夫药者，一乎攻焉，岂能补之哉？元气果可补，则人焉死？”那么虚实也要随之改写，他的观点是“盖人自有常焉，失常然后又虚实矣。于精气，谓之虚，于邪气，谓之实。”养虚唯有依靠谷肉，而去实，则必须依靠药攻。仍然是攻字。吉益东洞还非常热衷引用一句老话，《尚书》中的“药不瞑眩，厥疾弗瘳”之语，以此来说明古代疾医之能在攻邪，而其药在于用其毒。为此他还不惜反对药物炮制，认为毒性是药物的药能所在，如果这种炮制是为了祛除毒性的那么就太荒谬了，等于是祛除了药物的药性，他也反对“十八反”和“十九畏”认为是无稽之谈，引论仲景方中并不这样的禁忌，他从新分析人参的药性，摒弃这类药物补益的功能，而认为人参的主治在于治疗心下痞梗，是后世服食家流妄称其能补元气，益精力，以致“承误以传，眩赝而失真。他否认甘草能够解毒和调和药性，认为药能在毒，解了还有什么意义，如果甘草能够调和诸药，那么为什么仲景方有一半根本就不见甘草的影子？等等。
四是，直诊病毒之所在。
有了前面三级台阶，也就在为什么要方症对应，为什么有是症便用是药上有了基础。但面对疾病的时候，我们还是有一个疑问，那就是怎样去采集临床的症状？我们知道吉益东洞是反对脉诊的，认为那是阴阳医的说法，并不切实。其理由主要在于“人心之不同，如其面也，脉亦然。”而且，医家根本就辨不出那么多种脉相，最多也就浮沉迟数滑濡几种而已，此外都是似是而非，“以意推度，言其仿佛”。他从扁鹊的“不待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得出启迪，声称在诊病毒所在的时候，应该“先证而不先脉，先腹而不先证。”先腹是依靠腹证来诊断的方法，吉益东洞所据之腹证，尽出自《伤寒方》症，只是以腹证而规定所谓满、痞、胀、结、实等各类症的具体表现，的确更易被观察和判别，故为吉益东洞所推崇。
五是，关于疗效的判定。
吉益东洞反对以生死判定疗效，认为医生只能攻毒，并不能司命。医生处方恰当就可能攻击病毒，祛除疾病，但并不能就此改变一个人必死的命运，因为死亡，是每个生命个体都无法逃脱的。“盖治法十全，疾苦已解，而尚有不得生者，是命也。”又说，“疾医之任也，诊其腹证，观其外证，察邪之所凑，与疾之所伏，处其剂以驱除之。则视听言动，皆复其常。犹伐根柢，枝叶自枯，斩酋魁，党与随亡也。此之谓，万病一毒也。人事之务，如此而已。吾子勿混造化之与人事矣！”
那么有没有不治之证呢？吉益东洞认为人们口中的痼疾，或者不治之证，只不过是难以一旦荡涤积年之痼毒，假使方证相中，那么“若一年，若二三年，不治不措，攻疗之久，遂中肯系，则病毒溃败，若吐泻、若战汗，至其甚，有如死状，不惧其瞑眩，仍用前方，则病毒咸除，疾苦如失。”总之，他宣称“夫方证相对，则无病不治。”
那么在治疗痼疾的过程中，是该守方还是该更方呢？吉益东洞认为，这种不断变更的想法是因为“胸中无定见，治法无条理”，“盖处方之始，审慎其证，以为措置，是医之要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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