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战“疫”效验录
大量新闻报道显示，中医药在应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作用。但也有不少人对此持怀疑态度，认为平凡无奇的草药，怎么能够抵御狂暴肆虐的病毒呢？然而不得不说的是，华夏先民其实很早就开始了对瘟疫的思考，《素问•刺法论》说：“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

瘟疫，古称温疫，《素问•本病论》曰：“大风早举，时雨不降，湿令不化，民病温疫。”古人没有显微镜等现代技术手段，看不到细菌、病毒等致病因素，但很早就认识到了温疫与时令风气失常有关。时令风气失常导致人体内部失衡，而中草药却能调节人体的平衡，从而恢复和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去抵御致病的“疫气”“疠气”“异气”。

所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素问•刺法论》），这种总体认识虽然正确，但其中的具体规律却并不容易寻找。各类“疫气”并不相同，特别又因有些疫病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常在古代社会酿成“十室九空”的惨剧，“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曹植《说疫气》），此类记述不绝于史书。据《中国疫病史鉴》统计，西汉到清末的两千多年里，中国至少发生过321次疫病流行。

历史上，人们不断探寻着防御和治疗疫病的方法，更有那些天资超众的名医大贤，废寝忘食，殚精竭虑，与瘟疫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抗争。如东汉的张仲景、东晋的葛洪、唐初的孙思邈，以及“金元四大家”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朱丹溪，“温病四大家”叶桂、薛雪、吴鞠通、王士雄，等等。

名医与瘟疫之战，到底成败如何呢？

遗憾的是，由于文献资料缺乏的原因，今天我们无法了解到金元以前医家与瘟疫抗争的战绩究竟如何。如对于张仲景，从存世文献来看，我们知道他因其宗族沦丧过半而发愤研究外感热病，著《伤寒杂病论》，其创立的麻杏石甘汤、麻杏薏甘汤、四逆加人参汤、白虎汤等方剂也为后世温病学家所习用，但他的方法究竟治愈了多少人、对抑制瘟疫蔓延起了多大作用，却不得而知。又如东晋的葛洪，他创立了黄连解毒汤等方剂，在其著作《肘后备急方》中还专立“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一章，又有辟瘟疫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度瘴散、辟天行疫疠、常用辟温病散方等方药，但他在他那个战乱不休、瘟疫频发的时代有何实际作为，却找不到相关的文字证明了。

然而，找不到早期抗击瘟疫成功的文字证明，并不等于历朝历代与瘟疫之战均以失败告终。金元以后的文献资料显示，几位名医抗击瘟疫的方药不仅有效验，甚至取得了一次又一次大范围的或彻底的胜利。今节录几位名医的战“疫”事迹，以飨读者。

李杲授方救疫

李杲（公元1180—1251年），字明之，金代真定（今河北正定县）人，晚年自号东垣老人，人称“李东垣”。李杲师从张元素，为“金元四大家”之一，著有《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兰室密藏》等。因其首创重视调理脾胃以治百病，后世将其学派称为“补土派”（脾胃在五行中属土）。

据明代李濂《医史》所录元代砚坚所作《东垣老人传》记载，一次河南济源民间爆发了俗名“大头天行”的瘟疫，俗医遍查医书，无以对证，就根据自己的见解，以下法治之，不见有效，再给病人泻下，病情就接连不断加重，结果致死无数。但医生都不把治死人当作过错，病人家属也不认为治法有什么不对。李杲目睹疫情惨状，心中哀痛，就废寝忘食地探讨病因、研究治法，最终制成一方，经试验有效。李杲命人将此方刻在木板上，公布于人群聚集的地方，此后用这个方子的病人都获痊愈。当时人们不知道救他们的是谁，都以为是仙人传授方药，又把这个医方刻在了石碑上。

大头天行，又称大头瘟、大头风、大头伤寒，属风温、温毒一类的流行病，因感受风温时毒，邪气侵入三阴经络而发病，病者恶寒发热、头面红肿、目不能开、咽喉不利，舌燥口干，舌红苔白兼黄。《东垣试效方•杂方门•时毒治验》记述，李杲治以“普济消毒饮子”，方用黄芩、黄连、人参、橘红、玄参、生甘草、连翘、黍粘子、板蓝根、马勃、白僵蚕、升麻、柴胡、桔梗，为细末服饵，或加防风、薄荷、川芎、当归身，水煎。“用黄芩、黄连味苦寒，泻心肺间热以为君；橘红苦平，玄参苦寒，生甘草甘寒，泻火补气以为臣；连翘、黍粘子与薄荷叶苦辛平，板蓝根味苦寒，马勃、白僵蚕味苦平，散肿消毒、定喘以为佐……服尽良愈。”

吴有性始作专书

吴有性（公元1582—1652年），字又可，明末清初江苏吴县（今苏州）人。著有《温疫论》，成书于1642年。

据《吴江县志》等历史资料记载，在公元1408—1643年间，江浙一带共爆发大瘟疫19次之多，染疾而死者不计其数。吴又可亲身经历了各次瘟疫，并积极参与救治。他在《温疫论》自序中也说：“崇祯辛巳，疫气流行，山东、浙省、南北两直，感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阖门传染。”这一年为公元1641年，次年他即以“平日所用历验方法”，著成《温疫论》一书。《温疫论》中记述了疫病的各种传变及兼夹症，甚至包括不少有名有姓的医案，如该书上卷“因证数攻”有“朱海畴者，年四十五岁，患疫得下证”，下卷“损复”有“严正甫正，年三十，时疫后，脉证俱平，饮食渐进”等记述，这些都应当是吴又可本人治愈的案例，由此可见吴又可在医疗实践上也是相当成功的。

吴又可的思想理论非常独特，如对于传染病的病因“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就是他提出来的。《清史稿》称：“古无瘟疫专书，自有性书出，始有发明。”吴又可还创立了“达原饮”“三消饮”。达原饮方用槟榔、厚朴、草果仁、知母、芍药、黄芩、甘草。“槟榔能消能磨，除伏邪，为疏利之药，又除岭南瘴气；厚朴破戾气所结；草果辛烈气雄，除伏邪盘踞。三味协力，直达其巢穴，使邪气溃败，速离膜原，是以为达原也。”吴氏此方用于“温疫初起”，后世广泛用于湿热疫病。

治疫圣手叶桂

叶桂（公元1667—1746年），字天士，号香岩，江苏吴县人。生于世医家庭，一生忙于诊务，无暇著述，但他的门徒、学生为他整理过《温热论》《临证指南医案》《叶天士医案》等书，基本可以代表叶天士的学术思想和经验、成就。

《临证指南医案》成书于1746年，其中收集了叶氏治疗温病的大量医案，足以证明叶氏乃治疗疫病的圣手。如卷五“疫”篇下记述：“谭，口鼻吸入秽浊，自肺系渐干心胞络。初病喉痛舌燥，最怕窍闭神昏之象。疫毒传染之症，不与风寒停滞同法。玄参、连翘、郁金、银花、石菖蒲、靛叶、射干、牛蒡，冲入真白金汁一杯。”此外，他尤其擅长治疗麻疹、水痘、天花等传染病，如卷五“斑痧疹瘰”记述：“严，湿温杂受，身发斑疹，饮水渴不解，夜烦不成寐，病中强食，反助邪威。议用凉膈疏斑方法。湿温。连翘、薄荷、杏仁、郁金、枳实汁、炒牛蒡、山栀、石膏。”

在学术思想上，叶天士提出了“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的观点，并提倡卫气营血辨证，对后世温病学有开创之功。在用药上，叶天士也创立了一套治疗法则：“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如犀角、玄参、羚羊角等物。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如生地、丹皮、阿胶、赤芍等物。”

余霖重用石膏以治疫

余霖（公元1723—1795年），字师愚，清代安徽桐城人。少习科举，后弃儒从医，又因父亲染疫不治，愤而专心于疫疹的研究，成为治瘟名家，著有《疫疹一得》一书。

据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记载，乾隆癸丑年（公元1793年）春夏之间，京师大疫。当地医生按张景岳的方法治疗，十死八九。改用吴又可的方法治疗，亦无效。其时有冯姓官人之姬患疫病，几乎快要断气了，一名来自桐城的医生煎药时投以大剂量石膏，人皆骇异，然而给病人服下，竟立即转危为安。于是旁人仿照此法治疗疫病，救活了无数的病人。这名医生就是余师愚。

此外，《疫疹一得》前有几篇他序，亦皆言该书作者治疫效验非凡，如蔡曾源序称余氏“三十年来，自南而北，所全活人，殆不可以数计”，又如张若、吴贻二人序皆称余氏的药“服则得生，不服则死”。《疫疹一得》书后附有余师愚的11则医案，皆为治疫病起死回生之例，蔚为奇观。

余师愚发现本草著作中的石膏，性大寒，味淡薄，体沉，既能清胃热、解肌热，又能泻实热，是温热疫病的首选良药。因此他在临床上重用石膏以治热毒瘟疫，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余师愚还创制了“清瘟败毒饮”，方用生石膏、小生地、乌犀角、真川连、栀子、桔梗、黄芩、知母、赤芍、玄参、连翘、鲜竹叶、甘草、牡丹皮。此方之义也是重用石膏，以清十二经之热，并分3种剂型，“生石膏大剂六两至八两，中剂二两至四两，小剂八钱至一两二钱”，各适应于疫病的不同阶段。该方在后世多用于温热疫病，医家认为余师愚所见之疫病与吴又可所遇有较大差异。

吴瑭发愤攻温病

吴瑭（公元1758—1836年），字鞠通，清代江苏淮阴人。著名温病学家，著有《温病条辨》一书。《温病条辨》自序中记述，吴瑭19岁时因父亲患病去世而立志学医，23岁又因侄子染疫死去而发愤攻温病，十多年来终有所得，但仍未敢轻治一人。

乾隆癸丑年（公元1793年），京师瘟疫大肆流行，死于俗医之手者，不计其数。吴瑭的朋友极力推举他出来治病，因患者大多已成坏病，不治也是等死而已，吴瑭遂出手治之，最终存活了“数十人”。“数十人”这个数字可能只是谦虚的说法，张维屏在《温病条辨》书后说：“瑭在京治温病，全活甚众。”

吴瑭《温病条辨》一书，专论温病，在后世被列入了“中医四大经典”。在书中，他将温病分为9种：风温、温热、温疫、温毒、暑温、湿温、秋燥、冬温、温疟，分别论述其证治，并创立了“辛凉平剂银翘散方”“辛凉轻剂桑菊饮方”“宣白承气汤”等方剂。银翘散方用连翘、金银花、苦桔梗、薄荷、竹叶、生甘草、荆芥穗、淡豆豉、牛蒡子，在后世成为温病初起的常用方。

集大成者王士雄

王士雄（公元1808—1868年），字孟英，清代浙江海宁人，生于钱塘（今杭州），后迁上海。生于世医家庭，后成为著名温病学家，著有《温热经纬》《随息居重订霍乱论》《归砚录》《王氏医案》等。

清末社会动乱，瘟疫频繁流行，王士雄继承家学，积极投身于传染病的救治活动中，逐渐以其较好的治疗效果而名显于世。清道光年间，江浙一带爆发了霍乱，王士雄也尽力救治。《清史稿》记述说：“时吴、越避寇者麕集，疫疠大作，士雄疗治，多全活。”王士雄治疗各种传染病的例案，在他的著作中也多有记述，如《王氏医案》中就有近百个治疗疫病的医案。

王士雄在瘟疫防治的理、法、方、药上，都可以说是一位集大成者，在其著作中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总结。王士雄创“蚕矢汤”“解毒活血汤”等方剂，在用药上以蚕沙为治疗霍乱的主药。王士雄还是一位中西医汇通的大家，他认识到了上海的霍乱是因人员聚集而产生“臭毒”等社会原因造成的，提出要注意饮食和环境卫生。

西学东渐之后，在传染病的防治上，西医逐渐地参与了进来，虽然每次疫情控制和诊疗活动中仍有部分中医参加，但西医占据了主要的地位。在1910年，东北爆发鼠疫，清政府派西医伍连德前往哈尔滨控制疫情，甚至没有中医参加。西医方法更重视迁移人群、隔离疫区和自我防护，往往收效迅速。中医被排除在传染病防治之外，这使得中医药防治传染病的理论与方法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消灭和防治天花、鼠疫、霍乱，基本上都主要是用西医的方法完成的。国内发生过几次小范围的疫病，也主要是用西医的方法去控制和诊治。

1956年针对河北流行性乙型脑炎（简称乙脑），蒲辅周先生用温病之法治愈上百例乙脑患者，却鲜为世人所知。2003年的“非典”疫情中，以邓铁涛领衔的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团队，以中医为主治疗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重用板蓝根，治愈率高、用时短，且无后遗症，让国人看到了中医药防治瘟疫的有效性及优势。

在本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中，中医药再一次挺身而出抗击瘟疫是必然的，也是国人所期待的，我们也应当对这场中医与病毒之战有信心。因为中医药的疗效，是千百年来已经充分验证了的。

据《中医药防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各地诊疗方案综合分析》（《中医杂志》2020年2月6日网络首发）一文，本次疫情，专家认为以“湿、热、毒、瘀、虚”为主要特点，病位初期在上焦膜原，并耗伤正气，进而导致脾肺气虚或气阴两虚，重者湿邪化热，毒邪闭肺，气营两燔，内闭外脱。在治疗处方中，全国各地采用麻杏石甘汤、达原饮、黄连解毒汤、四逆加人参汤、银翘散、清瘟败毒饮、宣白承气汤、解毒活血汤等方剂，或多个经方加减化裁而成的“清肺排毒汤”“透解祛瘟颗粒（肺炎1号方）”等来治疗，已经收到了较好的疗效。

回顾古代名医的战“疫”史和关于效验的记述，我们可以发现，其实今天中医所用抗击瘟疫的诊疗方法，早已为古人所验证，是确切有效的。我们要做的，是灵活地加以运用，并应用现代科技手段将其推向新的高度，如此，中医药可以也应当在抗击瘟疫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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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本文作者：
川北医学院/胡正旗 杨瀚驰 陈金

桔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