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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探“南冉北张”的中医药文化研究价值

浅探“南冉北张”的中医药文化研究价值




文/刘燕凤,等‖来源:
基金项目:重庆市卫生局2011年度中医药科技项目——著名中医冉雪峰学术经验的整理研究

导 读:介绍了张锡纯与冉雪峰的学术成就,在上世纪30年代向民国政府争取中医社会地位所作的斗争,对中医教育作出的贡献及在中医界的影响。主张从南北地域气候与生活环境的差异对张、冉两位中医大家的中医药学术思想与临床特点进行研究。

冉雪峰(1879-1963)与张锡纯(1860-1933)共同生活在民国的时间达20余年,虽然两人是否曾经谋面已经不得而知,但为“忘年交”却是有诸多资料能证实的。冉雪峰在创办湖北中医专门学校时曾虚心请教张锡纯如何办学,张先生在《医学衷中参西录复冉雪峰问创建医学堂规则书》中记载了当年的回信。张锡纯在《论鼠疫之原因与治法》中引用了冉雪峰的学术经验。在张锡纯去世之前,嘱咐自己未完成学业的弟子,如果再想深造,就去拜冉雪峰为师,他可以指导大家最终成才。这几位弟子就是后面名重一方的深县中医张方舆、天津中医李宝龢和孙静明。1929年,在反汪精卫政府取消中医案的运动中,冉雪峰和张锡纯结成了南北联盟,与全国中医界一道奋起反抗,奔走呼号,终于取得胜利。自此,中医界开始流传有“南冉北张”的杏林佳话。1981年4月14日,前卫生部长钱信忠在为《冉注伤寒论》写的序言中明确提到“南冉北张”,称赞冉雪峰在中医界的盛誉。将“南冉北张”还原到民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下重新审视,挖掘其中医药文化价值,对当今中医药的传承、发展与中医教育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1 “南冉北张”的学术经验与影响
每每介绍张锡纯,总能看到“四大名医”、“名医三张”、“中国近代医学第一人”等雅号,《医学衷中参西录》被称为“医学中第一可法之书”,却一般不提及“南冉北张”之称。张锡纯在中医界有极为崇高的地位,其学术经验在其去世后得到了广泛研究与发扬,著作一版再版,流传极广。《医学衷中参西录》中,大部分为内科疾病及方药的论述,衷中参西,独创经验方200首,理法方药明晰,特色鲜明,尤其不尚空谈,以大量亲身验案佐证,叙述生动,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其医学经验,后人称为“一学就会、一用就灵”,具有突出的“可操作性、可复制性”,因而近百年来,张锡纯在中医界可谓无人不知,《医学衷中参西录》可谓无人不晓,医家纷纷效仿,较短时间内即能快速提高医疗技艺,诚“三年期满,皆能行道救人”。张锡纯为近代中医学习之榜样,为近代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相比“北张”,“南冉”的知名度则远远不及,其学术经验的整理研究及著作的流传亦略逊风骚。冉雪峰有著作17种,由于当时传染病流行,疫情严重,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冉雪峰忧心如焚,为救民于水火,急急撰写了鼠疫、霍乱、麻疹等方面著作,抗战之初又撰写了救护方药著作,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在当时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现代疾病谱的改变,传染病为主变为了内科慢性病为主,战争也愈离愈远,这些著作虽未完全在岁月中淹没,但的确已经提及不多了。关于方药的著作较多,均采用注解的形式,虽引经据典,亦颇多独创性阐发,但关键是缺乏引用亲身验案佐证,学术性、理论性强,不够生动,趣味性不足,有一定的高度和难度,初学者不易快速理解和接受,需要慢慢咀嚼消化,临床应用这些理论更不可能如《医学衷中参西录》那般简洁易行。医经学著作,则理论性更强,更为深奥难懂。其代表作《冉注伤寒论》颇多创见,受到伤寒学者的广泛好评,可惜尚未和临床实践紧密结合,难以短期内推广应用。冉雪峰的医案记载较为简略,理法方药阐释不足,许多医案甚至没有给出疗效追踪结果,即便有突出疗效者,冉雪峰亦未刻意渲染,实为真诚淳朴之本色,难怪陈可冀院士这样叙述:“冉雪峰很谦虚,在出版《冉雪峰医案》以前,还将书稿让我最后再看一遍,以核验是否符合实际。”这些因素决定了冉雪峰著作的“高端性”,与当今大多临床者的但求“实用性、操作性”的急于求成心理不符,因而有束之高楼之嫌。
尽管冉雪峰的学术经验和著作流传不够广泛,但仅仅是因为其“高端性”所致,其内在的光辉在中医的历史长河中不可能磨灭,这就需要后学者对其进行系统的整理和挖掘,变得实用而便于操作,使得这盏明灯在岁月中历久弥新,在当今中医界重新发光发热。
2 揭示南北地域特定背景下中医学术思想的差异
冉雪峰主要是在武汉、万县和重庆行医,从地域上讲是典型的南方;张锡纯主要是在河北、沈阳与天津行医,是在北方。中医学认为,人体健康与地理环境、气候特点、生活习惯息息相关。我国南北地域水土性质、气候特点、人们的生活习惯都有较大的差异。学者黄志杰[1]分析认为,南方气温较高,温热季节长,人们活动多,消耗能量多,新陈代谢快,且饮食精细,肉食及乳酪相对比北方少,故南方人体质多瘦薄浮弱,腠理疏松,常开而少闭,卫气易浮,多为内热或阴虚有火的体质特点;北方气温偏低,寒冷季节长,日照时间短,人们相对少动,消耗能量少,新陈代谢较慢,饮食多粗粮,肉食及乳酪较南方多。因此,北方人形体敦厚,腠理致密而少开泄,血脉运行迟滞凝涩,卫气闭藏,形体肥胖多湿,多为阳气不足之体质特点。体质差异决定了疾病易感性的差异,产生的病证及相应的治则治法、方药也会有南北地域之别。长期的南北地域临床实践,自然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两位名医的学术思想,作为南北医学流派的核心代表人物,对他们的学术思想进行地域视角下的解析,对丰富中医理论的内涵不无裨益。
从清朝末年开始,我国社会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人们为了自由和幸福不断挣扎,这种大变革反映在人们的衣、食、住、行等各方面,大部分人异常贫苦,食不裹腹。然而就在此时,却有较大限度的学术自由,许多知识分子拥有独立的思想,懂得追求个性的张扬,尽显其才,故而此阶段确是能人辈出,学术突出者大有人在,医学界的“南冉北张”就是代表。在民国特定的社会背景下,读出两位名医学术思想中的“社会影响”差异,将有助于探索中医成才的环境条件。
“南冉”与“北张”均在中药学、方剂学、温病学、伤寒学及某些具体病症的证治方面留下了大量著作,也均留下了一定数量的各科医案。其中,对张锡纯的研究和学术传承工作已经做得相当多了,因此,尤其要加强对冉雪峰学术经验的整理挖掘和传承。正因为他们的研究对象相同或相似,那么完全可以通过这些平台来探讨两位名医的学术思想差异,对比研究,可能发现一些内在的规律,为中医学术宝库添墨加彩。
3 民国期间中西医学术和文化激荡的再现
学者朱汉国[2]认为,民国时期,是东西方文化激烈碰撞的时期,这一特点反映在社会层面上,则致使中国民众的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出现了“新”“旧”并存的局面。“传统”与“现代”两种生活方式并存,是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个特征。社会矛盾的干柴烈火,一触即燃,在最后阶段发展为新文化运动中后期的一次全社会的“大辩论”,并且引发了另外一场重要的理论争论,即后来的“科学与迷信”的大论战,中西医论争成为这场突然爆发的学术与文化激流中的一朵刺眼的浪花。由于中国长期贫穷落后挨打的现实刺痛了许多知识分子的神经,尤其是那些留洋的“海龟”,对中国的旧文化深恶痛绝,矫枉必须过正,大多以一种激进的文化姿态,高调宣扬西方医学的先进,痛斥中医的“落后”和“迷信”。1929年2月23日至26日,南京政府卫生部在汪精卫的授意下召开了第1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与会者包括褚民谊、颜福庆、伍连德等当时的医界名流共14人,其中没有1位中医人士参加。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余云岫起草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障碍案》。3月2日,余云岫主编的《社会医报》出版中央卫生委员会特刊,公布“废止中医案”。此案一出,医界鼎沸,全国震动,立即爆发了中医历史上空前的抗议风潮。全国中医界人士群情激愤,成立国医公会,通电全国,游行集会、请愿罢市。这些平日穿长袍的中医先生们,与当年的学生一样,走上了街头,走到国大会议的会场,进行静坐绝食抗议。冉雪峰和张锡纯正是此时结成了坚强的“南冉北张”联盟。
张锡纯结合中医的情况,认真学习和研究西医新说,沟通融会中西医,“今汇集十余年经验之方”“又兼采西人之说与方中义理相发明,辑为八卷,名之曰《医学衷中参西录》。”从其著作命名足以看出作者的用心良苦:衷中者,根本也,不背叛祖宗,同道无异议,是立业之基;参西者,辅助也,借鉴有益的,师门无厚非,为发展之翼。针对当时中西两医互不合作的现象,张氏主张:“西医用药在局部,是重在病之标也;中医用药求原因,是重在病之本也。究之标本原宜兼顾。”“由斯知中药与西药相助为理,诚能相得益彰。”并验证于临床。因此,张锡纯成为中西医汇通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冉雪峰同样具有衷中参西的学术思想,如在阐释方药时,尽可能在大量中医理论阐发的基础上配以西医的认识,还撰写了《大同生理学》,一个传统老中医竟然制作了数百幅人体解剖图谱。他把这种思想谆谆教诲给了他与张锡纯共同的弟子们。然而,人们对冉雪峰的中西医结合学术思想研究还几乎没有。如果对比研究南北联盟的两位名医著作中的衷中参西学术思想,还原民国期间的那个文化激荡的年代,能更明晰中医药学术在当时的内在纠结、抗争和发展状态。
4 促进中医学生的中医药文化素质教育
1928年,张锡纯在天津开办“国医函授学校”,设立“中西汇通医社”,培养后继人才。冉雪峰曾主政武昌医馆,后又创办湖北中医专门学校,再任重庆中医进修学校(今重庆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的首届校长。南冉北张不仅是赫赫有名的中医理论家、临床家,还是大名鼎鼎的中医教育家,均在中医教育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当年他们的一些医学教育思想和方法对今天正处于困境的中医教育不无参考意义。
中医药根植于我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其发展深受我国传统人文沃土的滋养。古人常言“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秀才学医,罩中捉鸡”,说明了中医与传统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中医学生来说,中医文化丰富的内涵是一种宝贵而独特的文化资源和教育资源。挖掘“南冉北张”的中医药文化价值,以名医为榜样,以名医精神为动力,学习他们高尚的医德医风,苦心钻研中医学术,对练好深厚的中医药文化素质“内功”,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黄志杰.试论南北地域病证特点与因地制宜治则[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1,7(3):8-10
[2] 朱汉国.民国时期中国社会转型的态势及其特征[J].史学月刊,2003,(11):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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