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在国际外交中的价值存在与发展展望

作为“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中医药已不仅是治病救人的传统医学，而是秉承中国哲学体系的、兼具对外交流与沟通使命的“外交使节”。这是由中医药的根本性质决定的，她既具有医学的实用价值，又具有文化的传播价值、外交价值。随着卫生部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制定的《中医药对外交流与合作中长期规划纲要（2011-2020）》中提出“到2020年，中医药国际标准被更多国家认同，对外服务范围领域进一步扩大，对外交流与合作工作对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贡献率显著提高”的目标，中医药正以其“双重价值”存在于各国的国际外交中。

中医药外交的双重价值
1卫生外交价值
卫生外交指有重大传染性疾病发生或者当地卫生状况较差时，大国独自或相互合作派出医疗队伍参与救治，从而推动两国外交关系的发展的外交形式[1]。卫生外交是嵌入目的性的过程模式，以医疗援助为主要方式，因此医疗援助作为医疗外交的具体实践形式，更多依赖其执行者的工具性。所以公共卫生外交的执行者，必定是有着强大医疗卫生基础的国家。中医药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祛除病痛，保生长全的医疗技艺。其自成阴阳五行、五脏六腑、辨证论治的基础理论体系，并且发展出了理法方药的内治法、针灸推拿的外治疗法，无病防病，已病防变的预防疗法。现代对于中医药药理毒理的研究推进了许多现代中医药注射剂、针剂和特效药的研发和产出。2016年诺贝尔生物学与医学奖便授予了从中药青蒿中提取出青蒿素特效抗疟药的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这也是医学界对中医中药的最高认同，说明中医药可以担当应对重大疾病防疫的任务，有能力、有基础形成一支能够有效从事当地疾病防疫、提高受援地区卫生状况的医疗援助队伍。历史上，中医药曾经纳入对非卫生外交援助计划，对改善当地卫生状况有卓越贡献。但中医药不仅仅有胜任小型单方面卫生外交任务的能力，也有能力代表中国与大国合作，组成医疗队共同完成卫生外交任务，提高中国在大国间的国际地位。

2公共外交价值
公共外交，即“政府、团体和民众通过影响他国政府和民众的观点和态度，进而对其外交决策施加影响的行为”[2]。文化外交一定程度上在其范畴内。“文化如水，润物无声”，加之中医药在传播文化之余还有治疗疾病的实用价值，在公共外交中的潜力就更胜一筹。以澳大利亚为例，1887年维多利亚金矿区就已经有50名中草药医师从业[3]。1981年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霍克长年腰疾，尝试针灸疗法得以痊愈。当时媒体一度宣扬以致澳大利亚掀起“针灸热”，中医药产业也就因此在澳大利亚落地生根。1993年悉尼科技大学特设针灸学院。2000年5月，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率先通过中医立法法案，这是中医首次在西方国家得到法律上的认可[4]。可以说，中医在澳大利亚的认可一是靠澳大利亚人民的大力支持；更重要的是，旅澳中医药执业医师在行医过程中“润物细无声”的公共外交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另外，中医药在对外关系中有传播中华文化的极大潜力。中国与世界大国间的文化交流频繁，交流机制也十分丰富[5]。中国与世界大多数国家都签署了国家间的文化合作协定；建立了中美、中俄、中欧等双边、多边人文合作机制；中国与法国、俄罗斯、美国等许多大国也相互举办了“国家年”“文化节”“文化年”等大型文化交流活动。
中医药以文化的一面参与外交，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并非意味着其抛弃本职的“复古”。恰恰相反，中国对外关系呼吁着中国化要素的增加，这是全球化大背景下的文化自觉与自我认同的要求。可以说，全球化的文化舞台给了中医药一个空缺的位置，而中医药在公共外交的价值是巨大的。

中医药国际外交存在度和特点
1以民间外交为主
民间外交是中医药国际外交的主要体现。在中国外交部网站中搜索“中医药”，其中18条检索中，地方交流和大使参加中医药组织活动占了10条。由此可见，民间外交在中医药外交中占有普遍地位。而民间外交以合作办学、中医药组织建立和医疗进驻为主。例如2015年成都中医药大学与什蒂普大学签署中医学中心合作备忘录、中医药店和诊所如北京同仁堂分店在迪拜医疗城开业、荷兰华人中医药学会借元首互访的机遇成立等。中医药在外交中出现的形式多为论坛或协议签署形式。我国与外国的中医药的协议签署具有很长的历史[6]。1987年，在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就曾和坦桑尼亚卫生部签署了“中医研究院与坦桑尼亚国立莫西比利医院合作中医药治疗艾滋病项目的协议”[7]。学术论坛在外交场合的也逐渐增多。2015博鳌亚洲经济论坛年会上的“面向未来：中医药的国际化”的活动标志着中医药行业在国家级论坛上发声的里程碑。而第6～7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将中医药领域合作作为附录条款更是说明中医药在大国外交中的声音逐渐显现。

2不同的角色和特点
中医药在中非外交中的发展最令人称赞。中非的中医药外交发展已经形成双边协议合作历史悠久、学术研讨持续跟进、医药贸易广泛发展的上行下效的态势，存在度较高[8]。前外交部长李肇星曾说“在那里（非洲）最受欢迎的中国人就是中医”。中非中医药外交“官民并举，上行下效”的成果有目共睹，但是中非间的国际外交以中国援助为主，对世界大国外交的影响较小，中医药的国际外交地位很难通过在中非外交中的成功得到本质上的提升。中欧、中亚外交中，中医药产业主要以医疗事业发展协议签署和民间中医药贸易的形式存在。但是在与欧洲、中亚的外交中，我国较少与各国纯粹签订合作协议，常借领导人会晤的契机进行协议商讨；中医药在官方外交中存在度低。在欧洲和中东地区，中医药的存在形式以民间为基础。在外交部官方通报的欧洲中医药外交活动里，大使与当地民间中医药组织的交流报道很多。总体来看，中欧、中亚的中医药国际外交呈现“民间热，官方冷”的形势。中美外交是国际外交中瞩目的焦点，中医药在这样的大国外交中还未能扮演较好角色。美国作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医学发达国家，对中医药的承认度不高[9]。中国与美国的外交合作也主要集中在经济合作方面，这就造成了中美双方以中医药为主题的协议或备忘录较少，美方也仅承认针灸推拿等少数中医药的治疗方式。但在第6～7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经济对话附录中都明确将中医药领域合作作为条款。这或许意味着中医药外交在中美外交中有比重上升的趋势。

中医药国际外交策略存在的问题
虽然有政府的大力发展和对外推广交流，中医药在国际外交中的整体存在度仍然较低，特别是在中美、中英等对西方大国的官方外交中中医药仍不能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其国际外交策略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1存在标准化误区
推入国际外交舞台的中医药，首先要能形成一个世界各国都能承认、理解的体系。而在许多中医药交流论坛上都出现过没有中医理论基础的外国人员无法从常识上理解“气”“血”“津液”等中医概念的情况。中医药在国际上的交流往往将解释并要求对方接受中医基础理论作为前提基础。但这也产生了中医药国际合作的误区。我们常认为理解并且掌握中医基础理论内涵后才能接受中医相关技法和诊疗方案，而这便是最大的交流困难。此时交流双方的立场是相对的，特别是与有西方医学思想基础的国家交流时，尤为显著，从而产生对中医药科学性和安全性的质疑。文化与科学的两重性是中医药的一大特色，但也限制了中医药自身医疗方法传播、药品认证和学术认可方面的发展，很容易造成“文化一头雾水，技法一窍不通”的尴尬情况。所以，寻找解决中医药国际化、标准化问题是走出中医药国际外交存在度瓶颈的首要问题。

2过于依赖国家政府，忽视民间热潮
中医靠其优异的疗效在各国民间都享有盛名。而其文化方面的外交发展却仍限制于政府主办。“孔子学院”“中国文化年”“中国文化节”等等活动均是依靠政府规划和推动、主办的，未能大力支持和鼓励民间、企业和中医社会组织展现出其创造积极性。民间的热潮是不能小觑的，1971年美国《纽约时报》记者詹姆斯赖斯顿在中国采访期间突发阑尾炎住院，在手术后出现了腹胀从而接受了针刺和灸法治疗，症状得以缓解。回国后将亲身经历刊登至《纽约时报》掀起了美国民间的“针灸热”，迅速带动了针灸在美国当地的产业发展。反观今日，在中医药文化外交事件中政府管理过多、方法单一，不能将政府的文化领衔与社会大众结合起来等问题是中欧、中美的中医药文化外交“官方冷场”，却不能借“民间热场”进行发展的主要原因。

3过于依靠中国单方面推动
外交的交流是双向的，是互通有无的交流，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及中医药交流的时候强调要“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中医药在外交上的表现形式可以改变以往的中方单方面推送形式，让其他国家以自己的方式演绎中医药文化，以自己的方式创新中医药的技术。以海外中医中心、中医孔子学院为支点，国内中医人才为基础，吸引国外热爱中医的当地人从事中医药行业的研究，从而促进双向交流。同时，这些支点沿着“一带一路”建设布局的特点，能配合“一带一路”大布局推动中医药的双向交流。将官方交流搭配民间自主交流，这样才能让中医药的外交实现官方和民间同“热”的长效化发展轨迹。

加深中医药外交存在度的4个发展方向
1大力推进中医药的国际标准化
拥有与他国的“共同语言”是中医药在国际外交上的立足之本。相关统计显示，中国国家、地方和企业的中医相关标准已经达到了639项[10]。但是这些标准仅在国内通过并实施，国际认可的标准仍然缺乏。2016年3月，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发布了中药编码规则国际标准[11]。该标准既是我国主导完成的第一项中医药国际标准，也是国际标准化组织内部两个委员会共同承担的首个国际标准。目前，欧洲国家中药的合法性仍未解决，中医药合法性在美国、英国等大国中仍未建立。所以推进中医药标准化进程是提高中医药国际外交存在度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2继续提高中医药文化的公共外交价值
中医药因其文化技术两面性而具有很高的公共外交价值。在前文澳大利亚的例子中便有很好的体现。提升公共外交价值，就是在技术方面发展中医药的长处，鼓励中医药从业者在海外从治病救人的方面“润物细无声”地传播、发展中医药理念；同时在文化方面创新对外宣传方式，讲好中国故事；改变传统“我说你听”的传播习惯，加强互动，鼓励西方人讲述东方故事，鼓励西方艺术家对中医药进行内化理解和自由创作。增强公共外交的成果和效果。

3创新中医药文化表现形式
中医药的文化表现形式和内容长时间皈依于传统，对于现代社会的新媒体、新形式不能很好适应[12]。所创作的漫画、动画、电影等传媒作品质量也不能达到很高水平。在这方面，中医药要学习日本、韩国等文化传播事业优秀的国家[13]。在文化产业上将文化和商品输出相互联结，创新商业化传媒的表现和承载形式，在影视作品、动漫作品的人物中夹杂中医药的文化和思维模式，从受众心理出发，贯通东西方审美，正如日本将其代表性的铁臂阿童木、聪明的一休等动漫作品带向世界，波兰总统将自己国家文化特色的电子游戏《巫师2：国王刺客》作为国礼赠送给美国总统奥巴马一样。有创新性的文化作品承载，中医药才能在国际外交中保持常态化的存在度。

4加深中医药产业发展
作为“打开中国大门的钥匙”，中医药的外交发展必然是全面的、产业化的。中医药国际发展不能简单定义为零散的、局部的、随机的、特定的中医药产品贸易、健康服务和交流合作[14]。而是在国家及行业主管部门的指导下，系统、全面、综合、可持续地在海外推进中医药医疗、保健、教育、科研、文化、产业“六位一体”全面发展的系统工程[15]。让国际社会承认、使用中医药，并且推进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合作，需要一个完整中医药产业链的支撑。这样的产业链应当因地制宜，不仅仅局限于本国，而是要放眼世界，扎根外国，中医药才能在两国外交间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小 结
毋庸置疑，中医药这一承载着文化、技术两重性的中华瑰宝有着极大的卫生外交价值和公共外交价值。其在国际外交舞台上潜力巨大。但作为一个几千年的“老人”，要适应新时代的潮流，将他胸中如海洋广阔的内涵展现出来是不容易的。中医药在外交中的存在度虽然仍是“小国热，大国冷”，在大国间“民间热，官方冷”的现状。但是这样的现状相信在未来的推动发展中能得到很好改善，中医药在国际外交中的存在度也必然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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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本文献标准格式：

卞跃峰，思璎桀，宋欣阳，施建蓉，李海英.中医药在国际外交中的价值存在与发展展望[J].,2017,23(15)：1-4

作者：卞跃峰，思璎桀，宋欣阳，施建蓉，李海英
改编自：中医药在国际外交中的价值存在与发展展望
文字编辑：李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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