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中医世家｜薛季宪：“瓠隐医庐”已不见，街坊记忆有“儒医”

▲“儒医”薛季宪和他的妻子。

薛季宪（1898-1952），年少随父旅居越南西贡，在当地接受西方文化教育。青年时返国，获中医师执业证书。在广州创办“瓠隐医庐”，擅长内儿科和妇科病症。创作颇丰，著有《古经今义》、《震发录》、《医理一得录》、《金匮新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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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医薛季宪和他的瓠隐医庐

1952年8月4日，广州，瓠隐医庐。7300天来，他在这里行善无数，将街坊从死亡线上拉回。而这天，他再也禁不起病痛的折磨，与世作别。许多街坊难以忘怀，20年前的几乎同一天，瓠隐医庐在鞭炮声中诞生……如今，曲终人散，天上人间。

“瓠隐医庐”中的这位名医，就是广州一代儒医薛季宪。

薛家从医最早可追溯到薛季宪的祖父薛锦棠，清代时，薛锦棠就在广州经营了一家药店，后来，他的儿子秀才出生的薛杏墀继承了他的事业，去了越南西贡行医。

这位薛杏墀，就是薛季宪的父亲。正是受父亲“秀才”+“名医”社会身份的影响，后来薛季宪成了广州一位“儒医”。

薛季宪个性鲜明。20世纪30年代，陈济堂治粤期间，陈济堂的前妻叶氏患有顽疾，家人用小车把其送至薛季宪的医馆，要求速诊，薛季宪坚持“危重优先”原则，让陈的前妻排队等候，一时传为佳话。

在医术上，薛季宪主张“中西互补，共冶一炉”，新中国成立前中西医水火不容的情境下，持这种观点是需要学识和胆略的。而在用药上，他不拘泥于“经方”约定俗成的处方教条，其处方用药灵活而又守法度，强调用法而不死守成方。所以在他的医学著作中，药的用量不局限于固定的“钱”或“两”数，而是使用百分比用量来处方，即以主药用量为100%，方内其他诸药在此基础上进行比例配置。如他遗作中一份关于治疗痰痓的配药：胆星、木通各1/3，芥子1/6，川贝2/3……对比可发现，这种带有西式特点的中药处方方法，更为精准，可谓独树一帜。

新中国成立后，个体开业医务人员一般有两条路，一是进政府医院当医生，二是参加大联合，同一行政区的个体医生联合开办联合诊所。薛季宪当时名气很大，收到了很多邀请，但他认为，医院工作较为困身，自己习惯了做自由职业者；联合诊所要考虑营利，病人的疗效、缓急都在其次。而他有自己的行医准则，遇到真有实际困难的贫民和外乡来人，除了减免诊金外还常会倒贴钱让他们去抓药。最终，薛季宪两条路都没有选择，仍然经营自己的瓠隐医庐。

跟许多中医不同的是，薛季宪一生勤勉。他白天应诊，夜间从事医学研究和写作，常至午夜才休息，且寒暑不断，最终积劳成疾，于20世纪50年代初中风脑出血病逝，享年52岁。他是一个全科中医师，留下了不少手稿，如《古经今义》、《震发录》（包括《儿科折衷妙谛》和《妇科医理日新》各一册）、《医理一得录》、《金匮新义》、《花柳显微》、《跌打正鹄》、《重订四时病论》等。他又精于书法，尤其擅长行草和章草书法。

▲薛季宪常年深夜操劳写就的书稿

至今仍有不少老市民依旧记得小东门内曾经有一所两层楼的瓠隐医庐。在那个年代，这诊所主人的医德和医术带给人们太多的回忆。

不过，在薛季宪的后代中，如今却没有从医的了。大儿子薛永日医学科班出身，年纪轻轻便担任了肇庆专区人民医院内科主任，后来可惜积劳成疾，中年去世；二儿子薛华日学了理工科。幼子薛安日转向了体育领域，在运动医疗方面颇多建树。

薛家后人告诉我一个好消息，薛季宪那些手写的书稿近来被出版社看中，将集结成书出版。我想，若薛季宪泉下有知，得知自己晚年的心血终于可造福后人，也必欣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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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访谈

▲薛安日，薛季宪的幼子。

【薛安日原也是注册执业中医师，又是一个习武之人。他在基层当了十年医生后，调入广州市体委科研室工作。这位四维太极的创编人至今仍然活跃于体育武学运动的前台。

薛安日告诉记者，受家庭影响，从小一直都很想学医，继承父业。但命运弄人，曾经向他招了招手的医学高等学府又一瞬间又向他关闭了大门。60年代初他从某军事大学因病退学回到家中，经努力研读父亲的遗著，最终在1978年通过省市卫生主管部门考试取得中医师资格和内儿科中医师职称。然而因客观环境的改变和实际工作需要，还是未能继承父亲的衣钵，最终在走的是医武结合之路。他是70年代中成立的广东省运动医学学会和广东省中医学会气功研究会的首届理事之一。1989年广州市优秀科技论文二等奖获得者，卫生材料厂投产的“康利肤按摩乳”的主要研发者，《学太极拳必读》《动静有道养天年》等专著的作者。】

1、他是读通了经史子集后才去行医的

记者：你的家族是从哪代开始从医的？

薛安日：最早从医的可追溯到我的曾祖父薛锦棠，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很小的时候便夭折了，我的祖父是小儿子，得承祖业，而我父亲又是独子，因此我们家可以算得上是四代单传，直到我这一代才有兄弟姐妹。

薛锦棠在清代经营药店为生，他的儿子薛杏墀是个秀才，开过中医馆和私塾，是广州当时的名医之一。有意思的是，我的祖父和外公是同一届的秀才，他们关系很好，所以青年时便为我父母定下了娃娃亲。

记者：你祖父的名医和秀才双重身份对薛季宪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薛安日：我父亲薛季宪9岁时就跟着我爷爷去了越南西贡，在当地学医的同时，还在私塾中学习中国古代文学，后来毕业于法国人所开办的西式学校。进入社会后，父亲并没有马上当医生，而是在西贡的银行和进出口岸做过高级职员。1925年，省港大罢工爆发，他和其他爱国学生一道回到了中国，开始从事医生之职。

记者：薛季宪最初做的是民间医生？

薛安日：并不是普通的民间医生，也不是当时拿着一两张单方就出门行医的郎中。他1932年便通过了当时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组织的全国统考，获得了中医师执业证书。我父亲在当年是有名的“儒医”，大家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他读通了很多经史子集之后才去行医的。此外，他在国外还受过西医学教育，思想相当新潮，他对当时中医的一些玄虚、五行的东西很反感，这使他曾遭到过当时学术界的不满声音。

▲新中国成立后,薛季宪被颁发了新的行医执照。

记者：薛家到了你这一代好像没多少人学医了？

薛安日：我有两个哥哥——薛华日和薛永日。长兄薛永日，原本是父亲衣钵的继承人，薛华日后来学了理工科。薛永日在培正中学毕业后，考上了当时中国医学最高学府——北京医学院，是比钟南山院士大一届的师兄。1959年大学毕业后，薛永日被广东省卫生厅分配去了当时肇庆专区人民医院，不久后当上了内科主任，并兼任高要卫校的临床科主任。

我曾去薛永日那里听他讲课，发现他工作相当辛苦。当时正是国民经济的困难时期，经常在医院一次性值班长达36个小时，接着还要去高要卫校上课，连续两天都不休息。在这种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之下，最终积劳成疾，30多岁时便因肝炎和肺病去世。

记者：在你小的时候，薛季宪在哪些方面给您的印象最深？

薛安日：父亲的生活相当严谨而有规律，清晨起床洗漱完毕之后会先出去喝早茶，8点钟回来准时开门应诊，持续到中午1点左右，之后则不再开诊。虽然下午收工休息，但是他仍然将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午休醒后会去当时惠福路口一家名为涎香酒家的地方喝下午茶，之后去北京路、大德路一带买烟。回家吃过晚饭便开始写书稿直到凌晨1点上床休息，常年如此。

记者：家人眼里的薛季宪是个怎样的形象？

薛安日：对我们来说，他是一个慈父，对孩子非常疼爱。父亲喝下午茶的地方离我就读的小学很近，我当时就坐在靠门口的第一排，所以他每次从学校门口经过时都能够看到他。当他出现时，我常常会连课也顾不得上，背着书包就跑出去和他一起去喝茶，这时他会和蔼地拍拍我的头，带我去玩。这件事给我留下的记忆相当深刻，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有趣。

记者：他有没有给你和你的兄弟姐妹们灌输医学方面的知识？

薛安日：父亲在晚上写作前会给我的哥哥姐姐上课，当然，医学只是其中的部分内容，其他方面还有古文学、诗词歌赋等等。至于我，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年龄太小，而且太过活泼好动；另一方面，我的头颅小时候受过重伤，父亲不想我的负担太大，所以对我并没有特别的教育点拨。

2、不管有钱没钱，除急诊外，都要排队

记者：你的父亲最擅长治疗哪些病症？

薛安日：内儿科和妇科是他的强项。

记者：还记得他医病的过程吗？

薛安日：当时我年纪还小，记得不太多。听姐姐说，印象最深的是1938年11月中旬，珠光路一户人家有女儿患了妇科病，曾跟随在十九路军中当兵的丈夫一起去上海留医，但是没有效果。回到广州后，经市内最著名的国立医院诊断后，被认定为梅毒进入了脊髓，是一种“奇病”，无方可治。在病者奄奄一息准备办理后事的时候，她的家人经朋友介绍找到了瓠隐医庐，父亲在看过病人后，称对方患的是风湿引发的病，开药后几天内身体便开始恢复，不久就痊愈了。

记者：你父亲专长的医科似乎更加适合女医生，他为什么不将技术传给你的姐妹，是不是和“传男不传女”的观念有关？

薛安日：我们家族的确没有女性医生，不过这和传男不传女没有关系。当时我们一家七八口人全部靠父亲的诊金收入维持生计，生活并不宽裕，而学医的学费和其他方面的支出都高于一般的专业，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我的三个姐姐都没有走上医学之路。

不过，姐姐自小就在诊所里给父亲帮忙，经历过多年的耳濡目染后，也有一定的医疗基础。特别是到了父亲晚年的时候，病人需要的药剂大多由她们帮忙配制抓取，她们对这个行业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

记者：你印象中，父亲在诊病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薛安日：过去的中医看病，诊断完后开具处方之后就完事了，父亲并不是这样。他每次治疗开方后都会有留底，上面详细记录了病人的姓名、性别、年龄、住址、病名、症状、疗法、处方用药等数据内容。如果有病人旧病复发，便可以很迅速通过之前的方单查到病因，并随之寻找相应的治疗方法。后来，他将自己看病时的心得和临床过程中遇到问题的体会作出汇总，自己手写了一本书籍《医理一得录》，作为自己临床实践经验的总结，当中的内容也是相当丰富。

记者：这种习惯和他自小习文有关系吧。

薛安日：应该是这样的。父亲读书很多，加上个性比较强，有时候会有点文人的清高，观念也和其他医生不太一样。新中国成立后，按照当时的国家政策，办联合诊所是大方向，他也收到多方邀请，但都他被拒绝了。联合诊所收费三毛钱诊金，而当时理发的收费是四毛钱。父亲觉得“医生不及剃头佬”，有辱斯文，那是很不合理的。而他自己行医有其医德准则，治病不分贫富贵贱，同等对待。诊金两元，但对真实贫困的病人除减免诊金，还会资助药费。

父亲开诊时还有一个规矩，就是病人不论贫富，不论社会地位高低，除急症外一律按号轮候就诊。记得每天早上8点钟开门时，门外常常已聚满了前来看病的市民；这时我们就会拿出之前写好次序数字的竹筹派发，要求按序号轮候，除急症无优先例子。这一点获得病人的好评和同行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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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逸事

1、一张处方“字”值两块钱

薛季宪的书法写得相当漂亮，尤其擅长楷书。旧时作书之人，或交由印刷厂代为印字，或找擅长书写之人帮助誊抄，薛季宪写过的10余本医书稿，数十万字，没有一字假手于人，全部手书而成。

上世纪50年代初，薛季宪看病一次收取两块钱诊金，这在当时算是高价格（同期联合诊所看一个病人只收三毛钱诊金）。虽如此，但每天前来瓠隐医庐的街坊仍络绎不绝，甚至很多已赴港澳定居的老广州，也会回来找他看病。他们说，光买薛医生处方上的字就值回诊金了。

▲除了医术高明外,薛季宪的书法也是一绝,他的书法雄浑、苍劲,有人说光是拿到处方上的字,就抵诊金的钱。

2、父亲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瓠隐医庐位于小东门糙米栏66号，一个两层楼结构的小洋房，楼下是候诊室和治疗室，薛季宪一家住楼上，楼层由一个木梯相连。

1946年一天清晨，薛安日随母亲早起，下楼时不小心将拖鞋掉在了楼阶上，他俯身去拾，不想脚底一滑，从二楼坠至楼底。

据薛安日回忆，当时半边头颅完全松软，血流如注。薛季宪忙将薛安日抱至治疗室急救，灌药救醒，敷药包扎。经过一段时间中药内服外敷的精心护理，薛季宪医好了儿子的足以致命的头颅外伤，而且几十年没有出现任何后遗症。“父亲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这成了薛安日经常挂在嘴边的话。■

【来源：摘编自《岭南中医世家》，南方日报出版社2016年10月出版，南方都市报著，主编：宋金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