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为什么会失败？

一百多年前，西方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中国的历史也进入了黑暗的“中世纪”，矮人一等，劣等人种等各种没有自信，没有未来的言论甚嚣尘上，在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下，反中医，反传统的话语权越来越大，民族自信和未来受到了严重的危害。新时代，这个新的时代，是一个真的新时代，大家可以看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写入了党章，“振兴乡村战略”箭在弦上，“一带一路”如火如荼，时至今日，如果我们还不能闻到一股新鲜的空气和民族的伟大复兴，那只能说是“不知不觉”了。

1.百年前的体用论

百年前，颇有时望的张之洞把持着朝廷的言论，是当时的清流，只要张之洞振臂一呼，就可以影响一大片人。外加张之洞本人的学识素养，辩才无碍，成为整个士族的领头羊，在这个位置上，他提出了一个“体用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便成了那个时代的先声。张之洞本人也担任过四川学政，类似于现代的四川大学校长的作用，影响了一批人；在四川担任学政之后，便成为了当时的“青牛（清流）角”，气候直接升任礼部侍郎，类似于现代的“教育部”副部长，可以说张之洞是一个长期从事教育事业的人，其观点自然也在朝野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百年后的陈寅恪先生还在惦记着这个曾经的“中兴名臣”教诲，“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陈寅恪先生的治学方法，学术发展的思路，与其说是欧美的，不如说是张之洞、曾国藩的余孽。“知人必论世”，在清朝民国那种风雨飘摇的时代，也只有这种思想才能有一席之地，不然就会走向另外一个极端。

张之洞在《劝学篇》序言中说到“同心，明保国、保教、保种为一义，手足利则头目原，血气盛则心志刚，贤才众多，国势自昌也”，他将保国家，保儒教，保种族为第一义；而曾国藩则在《讨粤匪檄》中指出“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这个就是张之洞、曾国藩提出中体西用的根本原因，所谓的本就是“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综合体，而所谓的用就是现代科学技术的运用。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们与有识之士进行了异常如火如荼的“洋务运动”，在洋务运动的活动中，中国的军队武器，军工技术都有非常大的进步，但是最后还是败给了弹丸之国的日本。

这种体用论，是一种理论，但是这种理论指导的革命没有成功，半路流产，说明了这种理论的不正确性。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就是这个道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

可以说，中体西用的理论就是一个不是真理的真理，所以在实践中会失败，或者至少可以说在乱世，这种理论是不可能实现的，虽然不能说完全错误，但是要变得更正确，也需要做一个大的改变，这种改变不是修修边幅，而需要伤筋动骨。

也许，大家对现代的中国没有感觉到危机，但是的的确确又有了危机。如果不信，大家可以看一看今日之台湾，台湾就是一个典型的西化社会，在上者都是清一色的“美国名牌大学博士”，在内者，如“李敖之属”，力言全盘西化，而台湾的政党制度也完全按照美国等自由主义的理论设置。早在民国初年，高官基本上都是西化的知识分子，比如傅斯年、胡适等人，而对民国影响最大的就是四大家族，他们都是喝着洋墨水长大的，或者受这些人严重影响，比如蒋介石自从跟宋美龄结婚之后便信了基督教，而对本来的佛教信仰开始疏远。非常推崇欧美那一套，其实这才是国民党失败的根本原因，过去一样，现代在台湾失去民心也是一样。因为上层知识分子，管理者不了解民情，不知道中国的实际情况，所以一意孤行而最终在精良的装备和各种优势中失去了胜利的根本——群众的真理。

2.中体西用论的缺陷在哪？

张之洞体用论的最大缺陷就是，所谓体者非体，所谓用者非用，其实张之洞所谓的用和体，都是用。因为他没有弄明白何谓体，何谓用。

体用论是中国古典哲学的一个命题，最先提出是魏晋时期的王弼，王弼提出体用论是用来解释《周易》中的卦象，是用来阐释一种精神出现两种表述，出现矛盾的时候的一种自圆其说。或者说，体用论是用来解释两种不同概念之间的关系的范畴。后来，经过佛教的大肆运用，其后才大行中国，被知识分子所喜爱。

其实，在体用论之中，有两个关键点，所谓的体其实就是一个“不易”，或者说中国历来所谓的“道”，而所谓的用就是周易所谓的“变易”，也就是道的不同的表述，是一种变动不拘的，是变化莫测的。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佛教主张的体其实就是佛性，但是佛又有三十二种庄严象，佛性就是最根本的体，庄严的象就是佛性的用。

3.不变的体是什么？

张之洞将不变的体固定为一个“儒学”，将体设定为几千年来的“儒教”，其实不需要他们的实践失败就可以证明其错误性。

儒学是不是体，只需要从历史上加以考察就可以一目了然。儒学是周代文化的核心，而在周代文化之前，最高级的，最先进的文化还不是西陲边疆的“岐周”，而是商文明，也就是类似于现代的后世的楚文化。但是，在周替代了商，成为天下共主之后，商文化便成了边缘文化。在商之前，还有夏文明，这些文明都不是儒学为主。在周之后，经过秦朝的改变，特别是秦朝采用法家治理国家，最后形成的汉文明其实是夏商周三种文化的集合，而这个汉文化的结合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还经历过不同的变迁。

比如，到了唐代，虽然还是比较崇尚儒家文化，但是道家、佛家文化也是主流文化，我们的文化一直在变，这种变化的“变易”不可能是张之洞所谓的体，而仅仅是一种用。

其实，纵横五万里，横亘三千年，中国不变的东西是什么？只有三样，一个是我们的文字，一个是我们的地理环境，一个是天体运行。

4.“天不变，道亦不变”

早在几千年前，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不讲“自由意志”的，我们的文化是“天道文化”，虽然以前的人不知道太阳、银河系，但是通过观察星象，我们的古人发现了很多事情都与天上的星星有关，这就是我们古典“天道文化”的来源。

正是因为太阳、月亮之间的关系，其实决定了所谓的地“地”，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范围内，所以的土地，所有的物产都是天决定的，而这些物产又决定了这个地区的人民，人民象韭菜一样，一茬一茬被收割，一茬一茬换，但是他们的生存土壤并没有变。

历来的真理，都是在人类生产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地被实践检验。检验这些真理的方式与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纯粹的真理，这种真理主要运用在生产活动之中，包括五谷的生产，农作物的改良，人类的繁衍；还有一种，则运用在阶级斗争之中，换句话说就是人文之中，主要体现在国家的颠覆与朝代的改换。

所以，世界上的真理，有两种。一种是自然科学性的，这种真理不会随着时间或者时代的变迁而改变，一种是社会科学性的，这样的真理就是一半的真理，谁掌握了话语权，谁说的就是对的。而两者又没有绝对的分界线，所以经常成学术进步的争论的焦点。

在认识上，前者是最主要的，是最具合理性的；但是在实践层面，后者才是最主要的，后者才具备实践性，才是可以被证实的真理。历来的成功者，都是掌握了真理的群众性，或者说真理的实践性，真正掌握了所谓的“天道”才能成功。

“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就是所谓的真理，所谓的“道”，而历来的失败者，都是不遵守真理，不遵守规律，也就是所谓的“不道”。这才是“体”，才是整个历史进程中不变的道理。

明白了这些，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地处西陲、山穷水尽的秦国会战胜地产富饶的楚国，法家的文化会成为中国上层社会的主流；为什么全盘西化的蒋介石能够在几年内统一中国，而又在全盘西化后二十几年内倒台；为什么新中国能够在四周封锁的恶劣环境中谋取生机，能够独立于东方；为什么台湾的政治越来越混乱，而大陆以一穷二白的底子站上了世界高速发展经济体的宝座。明白了这些，也就会明白为什么现代的中国必须走一带一路之复兴之路，为什么现在要提“乡村振兴战略”，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一个明白体用，也需要合乎天道人心的政策道路。

张之洞，蒋介石都自认为是“道统”的继承者，都认为“文化亡了，就娘希匹全完了”，但是他们都失败了，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真正把握文化的体与用。或者说，真正道统的继承者，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蒋介石、张之洞的文化继承其实是照着讲，而毛泽东的道统是接着讲，将古代圣人没有讲出的东西引出来了。

现代文化界，很多人讲传统文化，但是不讲现代的马克思文化；讲马克思文化，但是不承认传统文化的先进性，貌似两者之间有着不可弥封的鸿沟，这才是现代文化的最大危机。特别可恶的是，现代大陆一些人跟着台湾的文化遗老，鼓吹道统断了，只有台湾才有道统的说法，这是令人发指的。

孟子讲道统，跟孔子的道统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但不妨碍孟子接上孔子的道统；朱子讲的道统与孔子的道统也是相差十万八千里，但是他们的一贯性同样不可怀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差异也是非常大的，但是不妨碍他成为中国文化道统的继承。

无他，这些都是用，不是体，所谓的体就是我们的文字，我们的人民，我们大一统的中国还有永恒不变的天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