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一把横在医患头上摇摇欲坠的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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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公正的法律，对医学而言，并不公平，甚至有时还略显盲目。
医学，因为法律的介入，而显得畏手畏脚，捉襟见肘；医生，因为法律的条框，在救死扶伤，治病救人时，易遭心怀叵测之人的构陷和伤害；病人，被法律赋予了权利，去怀疑和猜忌医生，甚至因为法律的保护，而尽显“巨婴”本质，肆意破坏医疗秩序，侮辱和残害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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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一篇《比起刘强东性侵，这个中国男人更该上热搜》引起广泛的关注。
主人公是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的骨科医生梁益建，故事是从一个重度脊柱畸形的12岁少女已经濒临死亡，却求治无门开始的。
重度脊柱畸形只能通过手术来矫正，而到现在为止，医学界的共识是，手术尚没有成功的希望，患者要么会死在手术台上，要么会瘫痪，也就是说，重度脊柱畸形是手术的禁忌症。
只是，众所周知，不手术当然也不可能痊愈，结果还是死亡。
因此，对于重度脊柱畸形的患者，医生不予治疗被认为是正常的，这样可以规避发生医疗事故的风险，这就是患者求治无门的原因。
但这对医学和医生，甚至病人而言，都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
医学必须不断地探索，才可能攻克危害人类的顽疾；医生不能对病人无动于衷，无论是什么疾病，医生都应该有所作为，不能放弃给病人生的机会；对于病人而言，医生和医学不能为之解决痛苦，无疑是灭顶之灾。
医学和医生，需要得到病人和社会的信任，而不能在医生专心致志，殚精竭虑地为病人争取生的机会的时候，大众却企图用法律来束缚他们的手脚，甚至等着他们失败的时候，将他们绳之以法。
因为医学上从来就没有100%的疗效，有的疾病甚至只有1%的希望，这，很残酷，确是事实。
02
因为有法律的明文规定，所以，梁益建医生为这个重度脊柱畸形的患者做手术，不仅仅是存在名誉上的风险，更重要的是存在法律上的风险，摊上医疗官司的可能性大于99%，正因为他承担着如此巨大的风险，决定去为患者争取生的机会，才震撼了世人。
梁益建医生说：“重度脊柱畸形是手术的禁忌，不是死就是瘫，死亡的可能性非常大，如果她（患者）正好不幸去世了或者瘫痪了，假如她的父亲要告我，我是没有办法的。他随便拿出一些法律条文质问我：这个是禁忌，你为什么这样做？”
所以，剥夺这个患者的就医机会和生存机会的，似乎首先是法律，其次，是深不可测的人心，可说到底，似乎是法律赋予了人心以利刃，刀刀剜人心肝。
我们来做一个假设，没有法律的约束，所有的医生都不会拒绝为患者进行治疗，起码患者就有了就医的机会；有了就医的机会，才可能有生存的机会。
显然，如果不是梁益建医生敢于承担法律的风险为少女治疗，她就直接因为法律，而失去了就医的机会，当然也就失去了生存的机会。
遇到了梁益建医生，是这个少女的幸运，可以肯定的是有许多的急危重症、疑难病的患者没有这么幸运，否则，梁益建医生的事迹也不会具有如此的震撼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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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还有比这更奇葩的场景。那就是即使医生把患者救活了，但是这个医生的确触碰到了法律的红线，也还是有可能吃官司。
比如，山西的中医李可先生有一个“破格救心汤”，主要是用大量的附子，从30克到200克，救治了大量表现为残阳欲脱的濒死性休克的患者。
李先生主要在山西灵石县的农村行医，时间也比较早，大概是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那个时代的农村法律意识淡薄，因此挽救了许多生命，也成就了独一无二的李可。
反观现在，已经没有医生能用这个方子了，特别是在大城市，因为只要医生用了这个方，就算是将一个本来要死的，西医已经放弃治疗的休克患者救活了，患者还是可以告医生，拿出《药典》，里面明确写着，附子的用量不能超过10克，200克附子实在是超的太多了，医生肯定就得吃官司了。
有人会说，患者不会这样坏。是的，我们有理由相信人心不会邪恶至此，但是，为何理应安全的医疗坏境，会因法律的存在而变得分外危险，可谓是险象环生，一步一个坑？医学和医生的处境，为何会因法律的介入，变得如此窘迫与尴尬？这些，是真正需要我们去思考的地方。
在这样的医疗环境中，医学、医生休想安宁，难道病人就会得到公平的待遇，获得一个安宁的就医环境吗？从上面的列举的梁益建医生和李可先生的实例就可以看出，病人连争取生存的机会都被剥夺了！
看似公正的法律，却是横在医、患头上，摇摇欲坠的刀。
04
能用法律来规范的必须是明确的是非。
由于人体和疾病的复杂性，医学永远都是探索性的学科，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医学上真正能确定的东西很少。
比如说细菌感染性疾病，理论上说，用抗菌素应该都能治好，可事实上，抗菌素并没有治好所有的感染性疾病。
抗菌素能够治好细菌感染性疾病，这个判断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依此认为所有的细菌感染性疾病都应该被抗菌素治好。
如果没有被治好，那就是医生的问题，医生应该为没有被抗菌素治好的细菌感染性疾病的患者负责，这就是不懂医学的表现。
临床事实是，体质壮实的人，单纯性细菌感染绝大多数用抗菌素治疗效果良好，对于那些体质虚弱，同时还有其他基础疾病，有合并症的人，效果就不太好。
对中医辨证为热毒炽盛的人，效果就好，辨证为阳虚、气虚的人效果就不好。
细菌感染，对医学来说，尚且还算是相对简单的问题，起码病因是明确的。而对于一些急危重症、疑难病症的治疗，更多的还要靠医生的临床经验和胆识。
所谓的临床经验，就是医学理论还不能解释的，是医生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积累的经验，用了可能就有效，就救了患者的命，如果要用法律来规范，那就用不了，对患者而言，只能是百分之百的死亡。
如果没有法律的约束，凭医生的经验，患者有可能被救活，但有了法律的介入，患者就是100%的死亡。
医患关系是不可能用法律来规范的。法律只是束缚了医学和医生的手脚，并没有保护患者的权益。
有人会以庸医、品行差的医生所做的事情来进行反驳，法律防的是他们，可是，庸医、品行差的医生占几成？如果庸医、品行差的医生横行于社会，其责任又在谁？
医生原本就应当是精英人群，为什么这么说？事关人命，难道不应当将此重任委派给精英人群吗？怎么可能会将其托付给庸医、品行差的医生？
如果有这样的医生存在，其门槛是如何设定的？又或者是什么迫使本应救死扶伤的医生变成了所谓的不学无术、唯利是图的庸医？这是另外的一系列问题，不在本文中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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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医疗环境是，医生不能探索疑难重症的治疗方法，不能对一些危重病人进行救治，为了证明对患者的治疗方法无过错，还得花时间、花精力、花病人的钱进行一些没有必要的过度检查。
因为现在的医疗官司是举证倒置，即，患者及其家属，只要认为治疗结果不满意，就可以轻松地告医生，并且没有举证的义务。
医生要找证据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所以对每一个患者，医生都要尽量充分地保存证据，这就要占用了医生的时间和精力，当然也占用了患者的时间和金钱，甚至是关系到生命的时间的金钱。
就如这个重度脊柱畸形的少女，法律，使她求治无门，也是因为法律，医生才不能也不敢给她治疗，因为法律，医生就失去了对这个疾病进行探索的机会，少女也是失去了活下去的机会。
从这个案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法律不仅伤害了医学和医生，也剥夺了患者就医的机会和生存的权力。
医学不能探索危重病症和疑难病症的治疗方法，医学就不能进步，那些尚无治疗方法的疾病，就不可能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得了这些病，医生也不能进行治疗，谁能保证自己不会得病？谁能保证得了病就能碰到梁益建医生？医疗，又有谁能置身事外？
在没有法律介入时，医患关系比有法律的时候好。
在上个世纪，当医生感觉比现在好很多，医生对患者进行抢救治疗不会有任何的顾虑，患者也不会怀疑医生有什么企图，可以放心地将健康和生命托付给医生，医患关系简单而质朴，很少在医患关系上弄出什么幺蛾子！
现在，大家的法律意识都很强烈，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件好事，但一旦涉及医学，更多的是弊大于利。
医患纠纷不断不说，特别是医疗官司的举证倒置之后，患者及其家属讹诈、污辱、伤害医生的事件日益增多，医患关系日益对立，其后果就是医学和医生受到伤害，当然最终承担恶果的不仅仅是医学和医生，患者和全社会也难有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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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医患关系频频成为热点，频频刷新三观，所谓不平则鸣，只是，其“不平”到底在何处，还需要我们去深入思考，而不是一味被吸引了眼球，被带动了流量，毕竟这件事关乎每个人的生与死。
医学必须立足于医生的技术和医德，患者和社会必须信任医生。想要医生治病和救命，而你根本不信任医生，甚至威胁医生，治不好我就打你、骂你、杀你、告你！这是正常人的思维吗？
不救治，便跟医生谈人性，救治了，无论成功与否，都能跟医生谈法律。
只是，一个连医生都不信任，连生死都罔顾的社会，拿什么资本去努力奔跑，拿什么去当追逐梦想？
注：封面图来源于摄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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