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白这群中医大家，没有他们，就没有中医第一所学校！
丁甘仁

他是一位中医临床家、教育家。开年大戏《老中医》就是以他为原型而创作的。

他创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是近代中医教育成功探索的典范，当时各种举措对如今中医教育仍有重要意义，比如当时学校就设立了附属医院供学生学习、实践。

他结交了一群中医大家，平时常切磋技艺，他的挚友——近代经方第一人，曹颖甫，还曾公开批评他的用药习惯。

那么，中医第一个学校是怎么开起来的？哪位大家在其中做了哪些努力？丁甘仁起到了什么作用？且看下文。

1912年，丁甘仁加入了中华医药联合会——一个将医生和药师组织起来联合行动以推动中医现代化的组织。

同年，他和其他人一起成立了神州医药总会，并且被选为副主席。 神州医药总会的首次行动包括派遣一个代表团去北平请愿，要求政府把中医纳入国家教育体系，授予私人中医学校官方办学许可等。

但这个代表团并没有成功， 当时的教育部长汪大燮（1860—1929）以最强硬的措辞拒绝了他们的请求：“我决定在将来废止中医，也不会使用中药。”

虽然汪大燮的声明并没有如一些人宣称的那样标志着政府开始联合废除中医，但却激发了丁甘仁和他的同僚集中力量，建立一所可以与最好的西医院校相抗衡的中医学院。

有先见之明的丁甘仁在1912年的一次中医药联合会的演讲中还展望了他准备如何实现这个目标：

“昌明医学，莫如设立医学堂，经费虽巨，如医界于诊金，每人一元，则助一文；药界所售药资，每值一百，则助一文，每年可筹万金，学校、医院均可创办。”

一年以后，即1913年，与政府最高层讨论他计划的机会终于来了：袁世凯 （1859—1916）来到上海，请丁甘仁为他诊治在北平没治好的病。

《孟河大家丁甘仁方药论著选【丁甘仁】》
是丁甘仁经典著作《药性辑要》
和《沐树德堂丸散集》的合集，
完美体现丁甘仁用药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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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甘仁显然受到了袁世凯的鼓励，开始召集致力于实现这个计划的上海著名医生、学者和中药师组成联盟。

丁甘仁的联盟包括夏应堂、殷受田（1881—1932）和金百川（1857—1931）， 当时上海的三大名医。这三个人曾经一起成立了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分会，特别是夏应堂，更是丁甘仁最好的朋友和同僚。

到了1915年夏天，丁甘仁和他的联盟准备与袁世凯正式接触。他们要求政府给他们颁发官方许可，使计划中的这所中医学校能够与西医学校平起平坐。

此时的袁世凯正忙于重新登上皇帝宝座（但最终失败了），因此他把此项工作转给了教育部，教育部又转给了内务部。一年后，内务部签发了批文，同意建立学校，并且一旦学校运作成功即颁发官方许可。不久，1916年8月23日，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正式成立，成立仪式的典礼就设在丁甘仁白克路的公馆珊家园。

虽然该学院并未如丁甘仁所愿取得政府的正式认可，但直至1947年学校停止运作之前，它一直都是上海、苏州、北平和武昌等地的中医学校的榜样。作为学校董事会主席，丁甘仁在1916年到1926年的十年期间一直都关注着它的发展。虽然他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自强原则，但只要能够助其事业发展，他也会毫不犹豫地任用不同观点的人。

学院的关键人物是一批强调儒家理想的传统学者，同时他们也是一批有着很强的管理或教学能力的人，因此在被动防御“全盘西化”和“新文化”的历史背景下，他们仍然能够支持这种理想。这些忠诚的儒医包括学院的首任校长谢观，1919年担任教务主任的曹颖甫等， 这两人都和丁甘仁一样致力于中医的现代化。

曹颖甫出生于一个读书人的家庭，家乡在孟河以东50公里左右的江阴，在著名的南菁书院读过书。南菁书院成立于1882年，创建者是江苏和浙江两省总督左宗棠。到30岁出头的时候，曹颖甫已经是一个颇有名气的学者、诗人、书法家和画家，他的目标就是传统的“学而则仕”。但所有希望随着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而破灭。

南菁书院校长黄以周 （1828—1899）出版过一本《内经》方面的学术书籍，在他的影响下，曹颖甫选择了从医。因此，他回到了老家江阴，拜当地的钱荣光为师，空闲时帮家人和朋友看看病。

1915年，他被引荐给孟河附近的医生巢梧仲家做先生，教巢氏的儿子。三年后，曹颖甫决定前往上 海，并且很快在江阴街站稳了脚，并开始了他的医学生涯（江阴街是当时江阴人在上海老城厢的集中地）。

在19世纪20年代，曹颖甫成为民国时期经方派的主要支持者，他既对经方和大剂量用药有着特别的偏好，又愿意创造一些新的用法。

本书汇聚了曹颖甫主要著作
《伤寒发微》《金匮发微》
《经方实验录》和《曹颖甫医案》，
以彰显曹氏的学术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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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南菁书院学习时打下的汉学基础自然地使他朝这个方向走，但和章太炎或余雲岫不同， 他从来没有将这种思想转化成政治立场。

丁甘仁接近曹颖甫是因为曹颖甫过人的学识和医学禀赋。两人尽管背景、社会地位、医学取向各不相同，但相互敬仰，又乐于求同存异，所以很快成了好朋友，他们之间的这份情谊一直到丁甘仁1926年去世后还在延续。丁甘仁去世后，曹颖甫为其写了祭文，还为此退出了公共生活。

另一方面，这种亲密的友谊也使曹颖甫能够在一些医学理论和实践问题上直言不讳，对丁甘仁公开批评。在丁甘仁病案集的前言中，曹颖甫批评丁甘仁，认为他不敢拂逆有钱的病人，以至用药剂量太小。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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