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晋唐时期医学理论的发展

晋唐时期中医药发展迅速，其重点表现在临床医学的发展上，多数人认为该时期我国医学发展特点为“重方药，轻理论”[1]，尽管晋唐时期临床医学发展迅速，相比之下医学理论发展似乎相对迟缓，但事实上该时期医学理论同样取得了璀璨的成就，其重点表现在以下方面。

辑注医经，对中医经典的传承发展
晋唐时期是我国医学发展承前启后的时期，在经典研究、辑注医经、阐发理论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2]，其中尤其以《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取得的成就较大，这不仅是对经典著作的继承发挥，更为临床医学各科、为宋金元时期医学繁荣局面的出现打下了坚实基础。

01辑注《黄帝内经》

晋唐时期诸多医家对《黄帝内经》进行了辑注工作，全元起的《素问训解》是《素问》最早的注释本，尽管全氏所注已所剩无几，但仍能从残存的注解中发现其独特的风格，其注解多朴实无华，精详透彻，注重医理，如对原文“肾移寒于肝，痈肿少气”做出注解：“肾伤于寒而传于脾，脾主肉，寒生于肉则结为坚，坚化为脓，故为痈也，血伤气少，故曰少气”[3]。全氏的注解对原文分析极为详细透彻，可见其通晓医理。《素问训解》作为《素问》最早的注释本不仅对其内容进行了注释，而且保留了其卷目编次及重要篇名，为后世研究《内经》留下了极为宝贵的资料。杨上善的《黄帝内经太素》则为研究《内经》留存了古朴的面貌，首创了《内经》分类注释的新体例，并在注释中对医理进行了精辟的发挥，如他对“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风雨寒暑，阴阳喜怒，饮食居处，大惊卒恐”做出注解：“风雨寒暑居处外邪也，阴阳喜怒饮食惊恐内邪也”[4]，明确提出致病邪气有外邪、内邪两种，最早把病因概括为内因和外因，为中医理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王冰对《素问》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和注释，并补充了七篇大论，使运气学说能够流传于后世，此外他对《素问》部分篇序进行了调整，对篇名进行了更名及冠名，如将《十二藏相使》改为《灵兰秘典论》，将《决死生》改为《三部九候论》等[5]，经王冰的整理使《内经》更加便于理解，成为《内经》传播的范本和依据。这些学者及医家为《黄帝内经》的流传、整理及发挥做出了重要贡献，促进了经典的研究，为医学理论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02整理研究《伤寒论》

《伤寒杂病论》在我国中医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但其在问世初期没有得到广泛流传，甚至原本也变得残缺不全，而后世能够看到《伤寒杂病论》，甚至形成伤寒学派，与晋唐医家对《伤寒论》的整理研究密不可分。其中王叔和搜集、整理并重新编次了《伤寒论》，尽管后世医家对其整理争论颇多，但不可否认，正是王叔和的整理使得《伤寒杂病论》得以流传于世，正如徐灵胎所言：“不有叔和，焉有仲景”[6]。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中对仲景的伤寒论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创立“方证同条，比类相附”的方法[7]，强调伤寒不过3种：“一则桂枝，二则麻黄，三则青龙”，他在保存了《伤寒论》珍贵资料的同时，结合自身的临床经验，对伤寒学说进行了总结发挥，尤其是“以法类证、以方类证”的分类方法，体现了他辨证论治的思维，使《伤寒论》更加条理清晰，自成系统。此外王焘在《外台秘要》中引用了《伤寒论》的大量内容，而他引用的《伤寒论》部分内容，如卷33“妊娠伤寒方四首”,卷36“小儿伤寒方三首”在张仲景现存两书中均没有[8]，这对于保存《伤寒杂病论》的古朴风貌，对于今人研究古本伤寒论意义重大，且他对六经辨证进行了继承发展并率先应用三焦辨证的思路，该思路在消渴病和霍乱病中体现得非常清晰，因此王焘不仅保留了《伤寒论》部分原貌，而且拓展了仲景临床论治的理论。这些医家对《伤寒论》的研究发挥，或为后世保留了其原貌，或在原文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对《伤寒论》的流传与发展都是有所裨益的。

病因病机理论取得的不朽业绩
巢元方等所著的《诸病源候论》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症候、病理学专著，所载病候1739候，其在病因病机、临床专科及症候学方面取得的进展极大地促进了中医理论的发展。该书广泛记载了临床多种疾病，是对隋之前临床常见疾病症候的一次系统整理，对后世影响极大[9]。该书对病候的病因进行了具体化，提出诸如六淫致病尤重风邪、七情劳伤兼有外邪等，在该书中因风邪或兼有风邪所致病候近600种，约占全书病候的1/3[10]，足可见其对风邪的重视，同时该书提出的外伤致病、毒邪为患、禀赋遗传等对后世“三因学说”的提出有着重要影响。此外该书对多种病症的症候进行了准确描述，书中出现的诸多中医术语，不仅有着极强的专业性，还有着俚俗性，如亭亭、顿闷、法术、魂门、辟谷、服饵、告舍、习伏等[11]，为后世研究医学用语的发展提供了宝贵材料。因此该书不论是疾病证候、病因病机的突破性研究，还是对医学用语的补充完善，都对中医理论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脉学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
魏晋时期王叔和对脉学进行了第一次全面的总结，撰成《脉经》一书，奠定了我国脉学发展的基础，对中医诊断理论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脉经》一书在脉学理论、辨证论治等方面有着总结发挥，尤其是首先总结出24种脉象，提出诊脉独取寸口的方法，确立寸、关、尺的脏腑分配[12]，为临床诊疗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促进了临床医学的发展，一直沿用至今。同时该书对“阴阳脉法”进行了继承发扬，为后世学习诊脉提供了方法要领，如书中规范了脉位阴阳、脉形阴阳、指力阴阳、脉之阴阳辨病位病性等[13]，体现出脉、证、病、治相应的原则，形成了系统的脉学体系，对中医脉学体系的构建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脉学专著，其全面继承了魏晋之前脉学方面的学术成就，并提出诸多创新性、突破性的见解，是中医脉学的不朽之作，更是中医理论的一次极大发展。

药物学理论的充实完善
晋唐时期药物学理论方面取得了诸多成就，如《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雷公炮炙论》等，对药物学理论有着规范总结、继承发展的作用，推动了药物学理论的丰富完善。陶弘景撰写的《本草经集注》是历史上继《神农本草经》之后对本草的第一次全面总结和充实提高，他以《神农本草经》作为底本，对中药理论体系进行了完善和创新，在《神农本草经》的基础上增加了365种新药，使《集注》所载药物达到730种，进一步完善了药性理论，在“大热、温、微温、平、微寒、寒”6种药性基础上，又细分出“大温”“大寒”两性[14]，他既继承了前代的理论精华，又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对中药理论的完善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除《本草经集注》之外，官修本草著作《新修本草》对唐以前的药物学理论进行了系统总结，利用全国13个道，133个洲药物普查，绘制药物图谱，首次采用图文并茂的记载方法，将药物共分为9类[15]，对药物学理论发展有着规范总结的作用。《新修本草》代表了当时药物学理论的发展水平，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且官方正式颁布以后，流传到日本等国，影响深远。此外，该时期出现了我国现存的第一部药物炮制学专著《雷公炮炙论》，全书以总结药物炮制方法为主，共载药物268味，记载了药物的性味、炮炙、煮熬、修治等理论和方法，总结出炮、炙、煨、炒、煅、炼、曝、水飞等共计17种炮制方法[16]，是对中药炮制经验的一次系统总结，更是对中药理论的一次丰富完善。药物学理论的充实为中医临床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后世对药物的应用更加规范化，将我国药物学的发展向前推进了一步。

方书编撰，集医学之大成
晋唐时期极其重视方书的编撰，出现了一大批方书著作，且方书多集方、药、诊断、治疗于一体，不仅是对医疗经验的传承总结，更是对医学理论的完善创新，其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有《肘后备急方》《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等。《肘后备急方》为东晋葛洪所作，该书73篇，共载药方1060首[17]，内容涉及临床各科，其中对治疗急性传染病如天花、麻风病等都有详细论述，尤其是青蒿治疗疟疾的方法为青蒿素的发现提供了思路，足可见其价值非凡。此外，该书在内外科急症方面均有见解，记载了如肠吻合术、兔唇修复术、人工呼吸、穿刺、引流等多种极为有效且流传至今的方法。该书所载方剂多价廉效优，以其简、便、廉、验的特点在临床上广为应用，其虽卷目不多，但内容极为广泛，多种疗法都颇具特色，时至今日依然能为中医药事业提供思路与方法。《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均为孙思邈所著，其中《千金要方》共30卷，232门，载方5300首[18]，《千金翼方》共30卷，为《千金要方》的续编，两书规模十分宏大，内容极为丰富，涉及临证、方药、食疗、预防、针灸等诸多方面，且书中“大医精诚”“大医习业”专门提出对医生道德品质的重视，极富人文色彩。此外该书在医疗技术上有所创新，如以葱叶作为导尿管进行导尿，以动物甲状腺治疗甲状腺肿，对痢疾进行分类等都极具价值。《千金方》作为综合方书对方剂学影响极大，其所载方数量庞大，使得诸多名方、验方得以流传于世。《千金方》集唐以前医经、方剂之大成，是我国第一部医学百科全书，在诸多领域均有独到建树，将中医理论思想与临床实践推向了新的高峰。晋唐时期诸多大型方书的相继问世，收集了历代名方及民间验方，对于方剂学、中医理论的发展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有力地推动了中医学的发展。

结 语
晋唐时期医学理论在辑注医经、病因病机、脉学、药物学、方书等方面均取得了重大的发展，这些医学理论方面的发展，不仅是对前代医学理论的归纳总结，更在此基础上取得了一定的创新，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促进了晋唐时期临床医学的繁荣，并为后代“医之门户分于宋元”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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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本文献标准格式：
杨亚龙, 戴铭, 张璐砾. 论晋唐时期医学理论的发展[J]. , 2019, 25(08):28-30.作者：杨亚龙, 戴铭, 张璐砾改编自：论晋唐时期医学理论的发展文字编辑：刘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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