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尊仲景的日本古方派，其学术根源在于中国
日本传统的汉方医学源自中国古代医学，但它对中国医学并非一味模仿，而是结合了本国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而成。日本汉方医学在形成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4个主要的学术流派，即“后世派”、“古方派”、“折衷派”及“考证派”。

古方派是日本汉方医学中的一个重要派别，兴起于17世纪中叶，经名古屋玄医、后藤艮山、香川修庵等著名医家学术思想的酝酿，至18世纪中叶随着吉益东洞“万病一毒”学术思想的提出，标志着古方派医学的正式形成。

日本医史学家安西安周在对汉方医学流派进行系统考察时曾指出，“日本传统医学最显著的三个特征是:《伤寒论》中心主义、批判主义和实证主义”，其实，这些正是日本汉方医学有别于中国传统医学的最可标榜之处。实际上，对照安西的学派划分标准，上述三点主要都是指“古方派”的特征。所以，历来论及日本汉方医学，“古方派”总是以其与中国传统医学的明显不同成为其核心存在。

1　古方派的形成

日本汉方医学的古方派以崇奉中国医圣张仲景的学术思想，排斥或否认宋元以后的医学发展为其突出特点。“古方派”的崛起，一般认为是以名古屋玄医开始倡言重视《伤寒论》研究为起始的。1659年日本版《仲景全书》的出版给日本汉方医学界带来了强烈冲击，尔后，1668年《宋版伤寒论》在日本刊行，使日本兴起了《伤寒论》研究热潮。此时正值日本医家对当时为医学主流的金元医学理论产生怀疑，摄取中国医学的热潮已趋平静阶段，《伤寒论》的广泛传播使日本汉方医学发展达到了一个新阶段，产生了以《伤寒论》及其方剂的研究应用为中心内容的医学学派，被称为“古方派”。与“古方派”相对应，过去以金元李朱医学为基础的医学流派便被称为“后世派”。

正如古方派代表吉益东洞所强调的“最优秀的古典医籍是《伤寒论》”一样，在临证治疗上，古方派十分强调仲景方的运用讲究以临床之证与方药相对应，坚持运用仲景原方以治疗各种相应疾病，李经纬认为“日本的古方派甚至比中国经方派更强调仲景方的尊古应用。”古方派认为，《伤寒论》113方中的绝大多数均适合于临床应用，由此奠定了汉方医学“重视实证治疗并崇尚古典经方”的基础。正是在这种尚古和经验实证的基础上，建立了古方派的学术体系。古方派的崛起，与后世派相拮抗，不仅活跃了汉方医学的学术气氛，同时也赋予汉方医学新的活力。

2　古方派兴起的原因

17世纪初，日本医学主流从倡导金元医学的“后世派”转向以《伤寒论》研究为 主的“古方派”，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的。考察与此相关的诸种见解，笔者认为，可以将其主要因素归纳为以下几点。

2.1　受中国医学的影响

净运于1500年携带《伤寒论》等医籍回到日本，开始传播仲景学说，但仲景学说在当时的日本医界尚处于微不足道的地位。大约历尽200年的时间，仲景学说才开始在日本国流传开来，并在18世纪达到高峰。促使仲景学说开始昌盛的主要原因是和我国同时期对《伤寒论》研究达到相当水平有着密切关系。

虽然《伤寒论》在我国唐代就曾被指定为教科书，但在中国真正开始受人注目是在16世纪末，以方有执为代表的“错简重订派”的主张为先导，1599年赵开美版《仲景全书》在中国发行，其后有喻昌、程应旄等人关于错简的唱和，他们在复古的名义下，用自己的观点对《伤寒论》加以解释，认为符合自己流派观点的文字是张仲景的旧文，那些不适宜的部分全是王叔和等后人窜入的，应当排除。这些论争引起了中国医学界的重视，于是在这一时期，我国有关《伤寒论》研究的著作层出不穷，诸多《伤寒论》研究大家也出现在这个时期。随着这些书籍源源不断地传入日本，日本的《伤寒论》研究也流行起来，同时亦触发了日本汉医古方派的发展。因此，可以说“独尊仲景的日本古方派，其学术根源实际在于中国”。

2.2　受日本当时兴起的新儒学复古潮流影响

毋庸置疑，每种医学理论的产生都会受到当时社会思潮的直接影响。我国的金元医学就深受宋理学思想影响。例如，刘河间与朱丹溪都重视易理和运气，特别是丹溪深受理学影响，在其医说中常有所表现。然而，不擅长抽象思维的日本医家难以把握这些抽象的哲理。

从17世纪中叶开始，日本出现了被称之为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文艺复兴思潮。山鹿素行、伊藤仁斋、荻生徂徕等尚古名儒，不仅在儒学领域提倡古学，竭力推崇《论语》、《孟子》等儒学经典，而且反对用思辨、臆度的方法解释儒家医典，主张以忠实的、实证的、经验的方法论从当时儒家的主流朱子学说向孔孟经典回归。伊藤仁斋称《论语》为“最上至极宇宙第一书”，提倡先气后理，一反宋儒先理后气之说。“一些医家也认为，金元李朱医学与朱子儒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受思辨合理主义的支配;而古朴的张仲景医学是从纯粹的观察和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以方证对应的形式写成的，而且再现率较高，是一种经验实证主义的医学。持这种观念的医家，逐渐形成了汉方医学的`古方派'”。

正如吉益东洞所言“儒医虽不同也，其复古一也”，古方派医家的很多观点皆来源于仁斋，如仁斋主张以“仁”作为人伦社会的最高境界，后藤艮山便把“仁”作为医家的行为准则;仁斋认为“一元气”是天地的本源，用“一元气说”否定朱子学的“理”，艮山也强调“一元气”是人体的本源，用“一元气”解释人体的生理、病理等，可见，古方派的兴起与复古之风具有密切的联系。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名古屋玄医在京都首倡古医方，比伊藤仁斋至少要早十几年，所以，在日本有学者认为“我邦学者对于宋以后之理学、尤其是金元医学过于架空感到不满，乃是这一时代的趋势。而对此的议论，先起于医学社会”，廖育群也提出:“始创其说(古方派)的名古屋玄医，在儒学复古风兴起之前，依然因为读清代喻言的《尚论篇》而发奋研究古代医经”。所以，古医与古儒的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2.3　与当时流行疾病的构造有关

古方派之所以能取代后世派在江户中期成为主流，这也是和当时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的。后世派兴起主要是在战国时代，因战乱频繁、饥馑相继，“人们普遍出现营养不良、精神焦躁，故病证以虚证为主，温补则成为必然的选择”。后世派医学重视滋补，因此是那段时代最合适的医学。

而古方派兴盛的时期正是江户文化最为鼎盛时期，此时的日本国泰民安、经济繁荣、奢侈之风颇盛，故病证以实证居多。有关社会状况及经济等因素对疾病流行种类的影响，后藤艮三早有所察。《先哲医话集》引艮三之言:“百年以来，游惰之人腹里生癓瘕，余征之都邑市朝之人，比比皆然，盖太平日久，民庶蕃息，金钱虚损，奢佚日盛，则知巧之民不免病气势也，医人施治之日。从这处下功夫，则大有裨益也”。既然疾病性质多属实证，那么以泻法见长的古方派自然兴盛无疑。另外，当时很多人在享受奢侈和时髦的生活，其中最时髦的当数逛妓院，这难免会引起性病特别是梅毒的流行。面对梅毒的猖獗，此时的后世派医学已弊端凸现。因为后世派医家大都经代代相传，成了世袭的御医，为了明哲保身，多用一些昂贵的滋补药应付差事，所以，对梅毒等新兴疾病的治疗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疗效。而吉益东洞在接触到大量临床表现复杂的梅毒患者后，根据梅毒患者错综复杂的病态提出“万病一毒说”，对梅毒的治疗卓有成效，进而扩大了古方派的影响。

2.4　文化主导者的转变有关

“日本奈良、平安时代，掌握政治及文化的主导者是皇族和贵族。它们都是从小开始诵读中国古籍，因此，比较容易接受中医学的理论。到了17世纪后期，社会稳定，百姓生活富裕，许多百姓开始学医，医学由宫廷医学向平民医学转换”[8]。普通百姓的文化水平没有贵族高，中医文献源源不断传入日本，历代纷纭复杂的理论学说，更是令日本人感到眼花缭乱，无所适从。于是，一些日本医家干脆就产生了抛开理解不了、难以实用的书本理论，重视“实证亲试”古方派的学术思想开始受到欢迎。

2.5　受西方医学的影响

到18世纪20年代，德川吉宗为了加强统治，提倡“实学”，从而使西方医学知识和学术在日本传播开来。受西方医学影响，山胁东洋等人于1754年进行了日本医学史上的第一次人体解剖，他在解剖中发现中国古代医书中的许多关于“五脏六腑”的叙述是不正确的，从而逐渐接纳了西医。

山胁东洋根据解剖的所见写成了《脏志》一书，受此影响，许多出身于古方派的医生对解剖学发生了兴趣，并在亲试实验精神的指导下，试图将汉方医学与西医相融合建立新型的医学体系。所以，有日本学者认为“论江户中期以来古方派医说的形成，与江户前期即传入日本的`兰医'影响是有密切关联的。古方派医说，实际上是在排除了中医学里与近代解剖学相矛盾的要素后而提出的。当然，也正是因于此，他的理论是不完整的”[10]。西方医学注重实验，这与古方派的实证态度恰有相似之处，因此，西方医学的传入势必又给一切以实证为先的古方派医家提供了发展的良机。

3　古方派对日本医学的影响

古方派医学对日本汉方医学界的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它的兴起和壮大，促进了仲景医学在日本汉医界的传播，展示了《伤寒论》在汉方医学中的重要地位，使仲景行之有效的诊疗方法得到继承发展，也使日本汉医界走出了单纯模仿中国传统医学的老路，实现了中医理论的日本化。因其崇尚实证，重视经验，一些古方派医家积极主张将荷兰医学融入到汉方医学中，从而为兰医的传入及汉兰折衷派的形成架起了桥梁。但古方派医家轻理论重实践的风气，也使许多有价值的中医理论遭到了抛弃，一定程度阻碍了日本医学的发展。

找不到好中医？不如自己学中医！想走近经方的世界，优酷视频《小道经方》等你来学习~

亲爱的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关于《小道经方》的疑问，可以联系小道经方工作人员，我们会为您做专业、详细的解答。
新浪微博：@小道经方
470543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