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武传奇一生：放弃时方，专攻经方！
导读：刘绍武（1907-2004），山西省襄垣县人，三部六病学说创始人，全国首批500名老中医药专家之一。

刘绍武老先生，他的祖籍是山东诸城。光绪十四年（1888年），他的父辈逃荒入晋，最后落户山西襄垣十字道村，他祖上是五代单传。他的父亲不识字，是以农为生，先后替人家看护庄稼，又在粉坊做短工，常年耕种。但由于是外迁户，经常受到这里人的欺负，终年节衣缩食，度日艰难。

刘绍武老师幼年之时，体弱多病，那时候由于营养不良就患有贫血，体质非常不好，面黄肌瘦。一次偶然的痢疾，使他险些丧生，他就感觉到庸医误人匪浅。在他十四岁的时候，他遇到一位乡村医生，给家里人看病。当时刘老就问医生，看病难不难？医生回答说很难的。但是看到家人的病痛，庸医者无能，刘老就暗下决心，立志学医。

刘老一生只上过四年学，是个高小毕业生，但是他能成为一个非常有成就的医学大家，完全是靠自学。在高小四年期间，他立下了要学医、从医的这个志愿。他有个同学，家里是祖传的医生，所以家里藏的医书非常多，就经常借给他医书，他就开始涉猎医学了。最早引刘老入门的是一本《医学说约》，这本书是他的启蒙读本。1924年，十八岁的刘绍武老师，就从高小返家种田了。刘老家弟兄两个，他的哥哥出生在山东，是随父亲逃荒到山西的，他与他哥哥年龄相差很大，有20岁，所以家里劳动力就缺乏。他回到家之后，夏天种菜，冬天贩粮，就成为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在这期间刘老并没有间断学习，每当得到一本医书就爱不释手、如饥似渴，在田间耕地，经常就是左手拿书，右手拿犁耙。

有一次刘老就把拉犁耙的绳子套在脖子上，边拉犁耙边看书，硬是将犁耙拉歪了也不知道，这样就经常遭到父亲的责骂。父亲也只是希望儿子能写会算，能给家里记个账就行了。他也不希望儿子有多大的学问，因为家里穷只上了四年学，但刘老并没有因为上学少而放弃学医的愿望。

可以看出，年轻时候的刘绍武，既要在田间耕作，又要埋头读书，同时他所处的穷乡僻壤更是买不到书，他就向好友前辈借，这种学习是非常不容易。因此田间、夜间就成为刘绍武年轻时读书的课堂了，就在这个课堂里，刘绍武老师读完了《医学说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医学著作，为他以后从医，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所以刘绍武先生，早年就是以书为师，自学中医。他这种师从百师，且随时来记成笔记，他这种顽强的学习精神，感动了不少当地一些有经验的老中医，所以不少老先生便向他传播了许多临床真谛。刘老就说：这些零星碎语使他后来从医受益非常大。

刘绍武先生20岁时，由于家里生活所迫，他就到长治县与壶关县交界的经坊煤矿学习会计。这个地区是比较偏僻的山区，方圆四十里都缺医少药，所以老板姓看病十分困难。因为刘老有早年学医打下的基础，他就又成为当地名副其实的医生了，所以不到三年的时间，他就名扬乡里了。当时，煤矿的老板为了阻碍刘老行医，就立了许多规矩，刘老就和老板捉起了迷藏。随着刘老病人越来越多，老板也就不管了。

刘老在煤矿学习会计期间，边学会计，边行医。刘老善于学习，并且思维非常敏捷，而且敢于决断，所以刘老在煤矿这一块儿也有很高的造诣，被矿工们成为“老博士”、“活老君”。

刘老在煤矿既当会计，又当医生的三年期间，长治地区，1927、1930、1933年，每隔三年，长治地区就发生一次瘟疫流行。刘绍武老师目睹了老百姓的灾难，开始了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悲惨的现实与苦心的实践，造就了刘绍武精湛的医技和高尚的医德。所以刘绍武老先生经常说：“经坊煤矿是我从医的摇篮和学校。”在这期间，他学习会计的时候，有个叫马云亭的，是刘老从医路上的第一个学生。他比刘老要长六岁，刘老跟他学会计，他跟刘老来学医，两人互为老师。在这期间，有几个故事。

一个是马云亭出去看病，他处了一个当归龙荟丸，回来以后，他将患者病情讲给刘绍武，刘老一听之后，告诉他开错了，迅速就陪着马云亭赶到病家，这时候病家已经准备好后事了，煎好的汤药还没来得及服下。刘绍武就仔细的审查病情，此时患者外表一派阳热之象，但是内藏真寒，所以刘老迅速的开了一剂术附汤，马上熬好给病人服下，病人转危为安、死而复生。

还有一次，一个病人四肢厥逆，拘急疼痛，病人大汗淋漓，面色苍白。马云亭给病人出来一个四逆汤，刘绍武说：开错了，这是一个真热假寒之象，这个证是《伤寒论》第29条的芍药甘草汤证。所以刘老就开了芍药、甘草两味药，病人吃下去后一剂而愈。从这些小的案例里面就可以看出，刘老的医术在当时是非常高超了。

可以看出，刘老从小立下学医的志向，但是他在学医、从医的路上是非常艰难的，并不是我们想象的，他想学医了，就从医了。学医成为他的第二职业，也是他最好的职业，这是我们从这里面看到的这样一个情况。

刘老这种立志要从医的愿望一直没有停下来，在1930年，24岁的刘绍武就在长治地区（长治市西关关帝庙）创办了第一家私立医院——友仁医院。友仁医院取义为“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这是论语里的一句话。

友仁医院附设了一个友仁医社，这才真正开始了他的从医生涯。他既是医院的院长，又是学社的社长。刘绍武先生的医德、风范众口皆碑，比如，解放前山西长治地区的名医也非常多，当时旧社会里的医生都有气派，就诊者多为豪绅巨贾。这些名医的诊费非常高昂，价格令人望而却步，诊费明码标价大洋一元，如果出诊城内4元，城外8元，晚上还要加费，车费另加。当时我们医生的身份地位是非常高的，老百姓找这些名医看病是非常难的。刘绍武老先生创立的友仁医院与众不同，他开得是一家平民医院，前来看病的既有显贵，又有挣扎在饥饿线上的乡民，所以友仁医院不像其他的名医们，开得高大上的高端医院，它就是一个平民老百姓的一个医院。

刘绍武先生每天天一亮，洗漱完以后，就会早早来到医院诊病。他不分贵贱，不分贫富，一视同仁。如果来的是重症病人，他会提前来就诊。刘老的诊费没有明码标价，全凭患者的心来给诊费，可能有的一角，两角，三角，五角，有的一元。当时也有富贵的患者，一次会给几十元。但是刘老从来不计较病人诊费的多少，一视同仁，对衣衫破烂的病人不仅拒收诊费，而且处方上还有盖上处方不收分文的章，专门针对贫苦老百姓刻了一个这样的章。许多贫苦的病人经常伏地磕头，感谢救命之恩，刘绍武老先生总是双手扶起病人说，吃副药就好了。

当时医院的医务人员，一共是五个医生。那时候，刘老已经有中西医结合的思维。五个医生里，三名中医，两名西医。另外还有两个抓药的，另有四个学徒。他们在诊病之余，还定期举行学术活动，社会医界的三十多位医生来听讲，医社成员的医学水平提高的非常快。1933年，长治举行的中医考试一共录取了12名，友仁医社就占到了10名，社会影响非常大。其中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长治当地的名医。这段历史，在《长治市卫生志》里面专门收载，记录说：“友仁医院学术风气很浓，除了他们院内工作人员以外，还吸收社会上的私人医生和爱好医学的知识分子三十余人，组成他们的社友，每周组织一次专题学术讲课，除本社友外，各界爱好医学的人士都来参加。所以诊所里面学术风气非常好，展开学术争鸣，探讨古今医学，每个人从自己的角度取长补短，共同学习提高诊治疾病水平。”

这个时候的刘绍武经过这种系统的学习和实践，已经成为一名既有理论又有经验的真正意义上的医生了。这个时候他就阅读了《陈修园的医学七十种》，《医学大成》等三百余册。从193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皇汉医学》里面受到启发，这时他感悟到伤寒论的医学价值，并开始了一病一方，合病合方的诊疗模式。在猖獗的瘟疫流行中，刘老通过对《温病条辨》和《伤寒论》的反复对照和不断实践，体会出了仲景经方的卓越疗效和辨证优势。从此刘绍武先生就逐渐的放弃时方，专攻经方，对他以后的治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医院一共开了三年多，在1933年的时候，由于刘志丹将军东渡黄河抗日，在孝义与国民党展开激战。阎锡山惧怕共产党的活动，禁止了一切社团活动。根据资料记载：“刘绍武在友仁医社的讲学活动一共140余次。每次讲课的笔记都油印成册，一直到医院关闭。”到1938年，日寇侵犯中原以后，医院被迫关闭。这是刘老早年，从开煤矿到开医院的简单的一个过程。

刘绍武老先生离开医院后又重新回到了经纺煤矿，重新接手煤矿，在煤矿既当经理又当会计。虽然刘老早年经营煤矿，但是由于煤源不足，也是债台高筑。为了不影响给工人发工资，想尽办法，周转借贷，一年下来所剩无几。即使这样，他还经常接济贫苦百姓。每年到了秋收的季节，他就大量购进谷米，在院子里储藏了两个粮仓，以备在春夏之际周围农民闹饥荒。刘老采取了一个方法，春天就把粮食借出去，秋收以后老百姓再还回来，形成一个循环，年年如此。所以救困济贫的习性从他年轻时候就已经养成。

有一次，村里由一个叫张老四的年轻人，懒散赌博，不务正业，年终揭不开锅，大年三十到刘绍武的煤矿借粮。刘绍武老师顾其家有年高老母，没等张老四开口，就让家人给了他四十块钱，两斗小米，帮他度过难关。所以我们经常讲“人做善事必有善报”，后来日本人占领了长治，张老四做了村里的维持会会长。1939年冬天，日本人到村里开会，要抓刘绍武重新开矿。张老四借口拉肚子，跑到刘绍武老先生家里，通报了这个消息。刘绍武连夜越墙而逃，跑到了当时的国统区，幸免了日本人的捉拿。

刘绍武老先生给我们学生讲了一个故事，就是他在经纺煤矿期间，这段期间刚好东北沦陷，很多共产党人就赴东北参加抗日联军，其中有我们非常熟悉的杨靖宇将军，将军是河南人，杨靖宇将军路经长治，路过经纺煤矿，当时刘老帮助他在这里住了一夜，这件鲜为人知的故事，在刘绍武先生心中常引以为豪。

1939年，日寇进犯山西，长治就沦陷。之后刘绍武老先生就抛家舍业，背井离乡，夜逃西安，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漂泊生活。我们称之为“一身豪气不作奴，流落异乡研医理”。刘老在离开煤矿，逃难西安的时候，身上所带的盘缠全部用尽，人地两生，经济无济，到了西安三天，只好吃红薯，喝白开水度日。后来接受了西安当地教会的救济，在西安定居下来，开始行医为生。

按照当时国民政府的规定，开业行医像我们今天一样，需要取得当地考试院的行医资格证。刘绍武于1940年2月报名参加中医考试，9月份通过了陕西省西安市的考试，就取得了中医师资格。在西安尚仁路公字1号挂牌开业，正式行医。1942年又参加了中央考试院的中医师资格证书考试，1943年获得考试资格证书并登报公布，由于时局动荡，直到1946年才拿到中医师资格证书。在当时全国中医界通过这项考试的也是屈指可数，大约就40多人，后来这些人都成为了中医界的泰斗。

在西安行医期间，刘绍武受到中西汇通派的影响，他开始大量学习西方的新兴学科，比如逻辑学、哲学、心理学等西学。他广泛结识医界同仁，参加了当时西安的中医学会，与西安的中医界的名人，比如陕西中医学会的理事长傅仙方、宋紫峰、王新武、史寿之等人，共同创办了《国医周刊》，在周刊上刘老连载了37期有关心脏病的诊断与治疗的文章。后来在碑林处所做“心脏病的诊断和治疗”学术演讲受到了很高的评价。当时云集于西安的中医师非常多，有600多人，当时中医学会从中选拔了60名医生，在西安市中医学会门诊部轮流出诊，刘老先生名列第十一名。所以刘老在年轻的时候就是非常有威望的了。

1943年，日寇攻进潼关，西安大后方受到威胁，开始疏散人口，刘绍武被迫迁往甘肃天水，在天水认识了他的第一个徒弟——徐光娣，并重新创办了“友仁诊所”。提到徐光娣老先生，他是解放以后天水市中医院的第一任院长，是天水市中医院的创始人。他在早年是跟随刘老学医的，这段历史也是非常珍贵的。当时天水作为敌后方，山西许多名流云集于此，在各界人士的赞助下，又开始恢复了他的友仁医社，了讲学活动，当时许多社会名流以及医界朋友前来听他讲《伤寒论》。

刘绍武先生从1944年8月到1945年5月，每天下午讲《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当时的陇南日报社总编——张辅轩先生，后来是山西大学理化系的主任，老先生是1987年去世的。当时他作为陇南日报的总编，是他给刘老做的笔记，整理了30多万字的资料，包括《仲景学说观》、《仲景证治观》、《仲景药能观》。1945年，仲景三观准备在陇南日报要刊印，后来由于战事吃紧，陇南日报社被关闭，没能出版。日寇投降以后，由于战事稍缓。刘老急于返乡，他当时的讲稿就遗失了，这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就是当时三十多万字的资料没有了，一直也找不到。后来我们曾经去过山西大学，找张辅轩老先生，问他这个事情，他说他的手头的这个资料，也多年找不见了。

1946年，刘绍武转辗3个多月，回到了太原。回到太原以后，他想回老家，当时由于太原是国统区，长治地区是八路军解放区，两个地方是封锁的，不能来往。所以刘老就没能回到他的老家襄垣，在太原市等待机会，在等待机会的过程中，他就在太原市的红市街宁化府对面的济华药店坐堂行医。从1946年3月一直到1947年8月，1年多时间，由于他的医术非常精湛，成为当时轰动太原的名医了，就医者甚多，名声大震。解放前，当时在太原行医的，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泗亦人先生（后任北京中医杂志总编），还有山西省的名医李瀚卿老先生（是山西中医研究所所长）。他们俩个人就听说，从西安过来一个医生在这坐诊，病人非常多，还有什么“行医证”，就慕名前去拜访。一个是他在西安发的行医证，再一个就是国家考试院发的执业中医师资格证，刘老把它称为“讨饭证”。刘老把这两个证书挂在大药房墙上面，作为他的招牌。李瀚卿和泗亦人老先生看见很稀罕，说从来没有见过两个证，在整个中医界里面是非常难得的。

1947年8月，刘绍武在太原呆了一年多的时间，就是一直回不去老家，所以他就决定重新回天水。他在整个太原行医过程中，基本上看病还是他的一贯作风，就是给穷苦百姓看病，诊费基本不收或者很少。所以他在最后这一个礼拜决定返回天水的时候，刘老就决定，义务免费给病人看病一个礼拜，就是义诊。就在中秋节这一天，患者送来的月饼，有64斤，刘老把月饼全部周济给路过的穷人。

1947年，在刘老返回到天水以后，内战就开始了。所以在1948年，刘老又从天水到了甘肃凉州武威，他在武威当地最大的一个药庄——同济药店，坐堂5个月。后来，在1949年的时候，他又重新从武威返回到西安。

刘老的人生里面，有许多神奇的一些故事。当时在西安，是一个国统区，共产党解放军大军压境，战事一触即发。刘老到了西安以后，他就晚上做了一个梦，说西安和平解放，被当时的人作为一种笑谈。因为整个胡宗南的中央军把守西安，和平解放不可能。但是不久，胡宗南的中央军就彻底的调离了西安战区，换防成了马鸿逵和马步芳的回回部队。奇怪的是，回回部队，在距离西安100多里以外的地方安营扎寨，没有进驻西安。在距离西安100多里地，经过解放军和马鸿逵的回回部队激烈的交战以后，就消灭了国民党的武装。1949年6月，西安和平解放。

刘老面对苦难，波澜不惊，面对人生的苦难，他从来没有埋怨过，或者颓废过。刘老一直都是默默的研究他的学问，为广大贫困的百姓解除苦难。从这段历史中，我们也能感悟到很多人生的真谛。我们今天处于一个好的时代，我们回顾先生这样的一段历史，对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事业是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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