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东渐下的中医之二
西风东渐下的中医之二
—————民国的中医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标签，标签的深层次原因则是社会、经济、政治环境的差别，而这些差异都是通过影响一个时代的学术来影响中医的，所以每个朝代的中医都有其特点。清代初期的中医表面上没有受到西方科学主义的影响，其实骨子里还是充满了对科学的反动。有清一代享国260多年，鸦片战争以前基本上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天朝上国姿态，学术上也是以中国自古以来的古典哲学作为主心骨，医学上自然不能离开中国古代的天人观，所以才会有其化学说的提出、发展和壮大。
但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士大夫开始看到了中国道学乃至中国哲学的缺陷，鸦片战争一直到五四运动，或者更大范围的说，至新中国成立的时间内都是一种以启蒙和救亡为中心的文化运动，还来不及内省，就不得不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始是西方的坚船利炮比我们好，再后来经历过甲午战争的失败，那就不仅仅是“器”层面的落后了，上升到道层面的落后，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这些并探求改变中国的方法。这个时候最主要的特色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方面则是当时所谓的“德先生”“赛先生”，以科学民主作为可以救中国的“稻草”。另一方面，大量的仁人志士开始服膺于马克思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按李鸿章的说法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奇局”，思想上中西方之间发生了倾轧，学术界掀起了一场以“科学”与“玄学”的大战，以张君劢、梁启超为代表的玄学派和以丁文江、胡适、吴稚晖为代表的科学派就什么是玄学，什么是科学，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探讨，最后结果表面上是科学派胜利了，但是也留下了很多争议一直到现在还未解决。
在这场西化的潮流中，中医受到了什么样的洗礼呢？在中医界，这种世风下最明显的就是形成了所谓的中西医汇通派，如其中的代表人物张锡纯，张锡纯一方面以比较粗线条的化学元素解释中药的疗效，另一方面又中西药同用，往往在中药之中加以少量的西药，如此取效。另外，张锡纯整理中医的古典理论开创了自己的体系，对于张锡纯的医学体系我们不妨以“大气学说”来概括，在其大气学说中体现了中医所谓的“一体观”、“气化”观，在此基础之中再稍借用西方的元素解释中药的作用。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就是四川的唐容川，他通过中西医生理的对比，得出一个结论“中医重气化，西医重解剖”，从根本上还是否认西医的完善性。其稍后的医家，如曹颖甫在注解《伤寒论》《金匮要略》解释发热等症状时就借用了西医的生理，血分、水分、热度等概念都成为了常用词，又如祝味菊在其《伤寒质难》中则直接用中医解释西医的发炎，解释西医的神经知觉以及很多西医的生理病理症状，其实这个时期的中医只是停留在“语言解释”层面，用中医的语言去解释西方的生理病理现象。还是中医的模糊西化阶段，这较后来的，特别是建国以来的中医西化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模式。这个时候的中医基本上是以中医学习西医，然后用西医语言解释中医，或者中医语言解释西医名词为主，还是停留在语言层面，没有深入到方法，更没有用西医的研究方法研究中医。所以梁启超说：“若如今日之揭科学旗帜以吓人者，加减乘除之未娴，普通生理心理之未学，惟开口骂“线装书”，闭口笑“玄学鬼”，狺狺于通衢以自鸣得意。顾亭林有言：“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吾得易其语曰：“今之清谈谈科学。””科学派的人嘲笑玄学派的人如此，反过来亦不会相差太远。那时的中医也极少有接受过严格的西医教育，极少有接受过西方科学方法训练的人，此时的特点与其说是中医西化，不如说是中医的“科学清谈”。
民国时代经历了几次对中医打击大的事件，北洋军阀时期的漏列中医事件，南京政府时期取消中医事件，这些事件对中医都有很大的影响，所谓“凡物不平则鸣，人也亦然”这些动作更加加重了那个时代的“中医清谈”风。
科学在民国时代对中医的影响很大，但是还没有在根本上动摇中医界人士对中医的认识，没有从方法学，认识论上对中医进行重新的审视，西风对中医的影响巨大主要表现在另外一个潮流之中，那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对中医的影响，民国阶段尚未蔚然成风，新中国建立以后，在政府的号召和推动下，研究的不断推进和西学中的潮流中不断扩大其影响，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