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与形体相对而言，本是密不可分的，但《黄帝内经》在研究人体生命活动时，在认识解剖形体组织的基础上，特别重视人体的功能活动，常常从这一角度分析和认识人体的生命规律，故可概称为功能观。
《黄帝内经》理论的建构以气、阴阳、五行学说为其哲学基础。
一般认为气是一种连续性的、浑然的、弥漫状的物质存在，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气的形质方面常是模糊的，而气的功能方面，都给予了尽量的发挥。
气被视为事物间一切联系的媒介，古人把自然界及人体内外的几乎所有关联，都归之于气的作用，如天地、四时、经络、脏腑等的联系，都依仗气的功能，通过气来实现。
虽然气分轻、重、精、粗，但并不是要从形质、结构和个体上去深究细研，而重点仍在气之整体属性，如《淮南子天文训》说：“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清妙之合专易，重浊之凝竭难。”
阴阳概念主要代表的是动态功能属性，古人认为阴阳可以用水和火的矛盾来象征，“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水火者”，说的正是水和火所代表的润下、炎上等动态功能。
《灵枢阴阳系日月》则曰：“且夫阴阳者，有名而无形”，“名”即指功能性态，以与形质相对。
可见阴阳没有固定的形体，它不研究事物的形质、实体，而只代表两种功能属性，所关注的只是事物的功能关系。
五行虽然是指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材料，从逻辑上讲，早期五行观念把世界本体分解成五种物质形态，本来暗含着“分”的思路，而按照“分”的思路，就有可能导致古希腊式的原子论。
但五行学说却没有朝这个方向发展，相反，它断然拒绝原子化的思维路向，认识的重心发生了由五种物质材料向五种功能属性的转移。
故五行学说并不研究自然界的实体究竟是什么原料构成的，也不考虑事物之间具体的作用方式，而着重研究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最一般的结构关系，并用五行结构观念构建关于自然的理论体系，使五行亦成为关系性范畴。
木、火、土、金、水实际上变成了代表曲直、炎上、稼穑、从革、润下等五种功能属性的符号。
中国古代哲学重视整体思维，又有非逻辑化倾向，这就形成了其思维形式的另一特征，即形象性。
因为“象”未经过理性逻辑的过多的割裂与肢解，更好地保留着事物的整体原貌，同时，“象”有直观化、通俗化的特点，更有助于哲学思想见解的广泛传播。
“象”是《易》的基础，取象是《易》最基本的表述手法。《易传系辞上》言：“易者，象也可见，在《易传》作者看来，“象”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乃是《易》学的核心和本质。
“象”，首先是指客观事物表露于外的形象、现象，《易传系辞上》曰：“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
然《系辞下》又指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
象与道都与作为形体之“器”相对，则说明道主要是关于象的道，不是关于形体之器的道；所见之象既然与形体之器对举，那么它主要应是器物的功能动态之象，而不是其形体形质静态之象。
功能动态之象受道的支配，与道属于同一层次、领域。
因此，“象”在《易传》中虽然泛指一切可见之象，但实际是有所选择与偏重，主要是指事物的功能动态形象。
《周易》对客观世界纷呈杂陈的“象”的态度，不仅属于《周易》，而是整个中国古代思维的主导趋向，它规定了中国古代科学认识客观世界的层次、基本方向和方法。
也正由于气、阴阳、五行以及与之相关的思维方式，决定了《黄帝内经》研究人体生命活动的方法及层次，而在理论体系上呈现出功能观之特征。
《黄帝内经》重视功能的观点，有其哲学思想之根源，也有医学本身的原因。
从医学本身的原因来看，《黄帝内经》对脏腑形骸的研究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但是由于当时生产水平低下，也没有精密的实验设施，不可能从解剖结构形态详尽阐明人体功能活动的本质。
恩格斯曾经断言：在整个古代，“生理学只要超出最显而易见的事情（例如消化和排泄），便是纯粹的猜想。”（《自然辩证法》）
另外，应用解剖的方法研究人体的生理功能有一定的局限性。对于人体来说，各个组织器官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彼此一经分离，便会失去原来的意义。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只有尸体中才有部分”；唐宗海也认为：“西医剖割视验，止知其形，不知其气，以所剖割，只能验死尸之形，安能见生人之气化哉！”（《中西医汇通医经精义人身阴阳》）
所以，《黄帝内经》应用解剖人体的方法不能阐明人体功能活动的机制，便转向应用取象比类和运数比类的方法，从人体体表的功能现象揭示内脏的功能活动规律。
《黄帝内经》的各种理论，包括藏象、经络、病因、病机、诊法、治则，主要是指功能而言，而形质则处次要的地位。
如《素问刺禁论》说：“肝生于左，肺藏于右，心部于表，肾治于里，脾为之使。”
人体面南而立，左东右西。肝主春，其气升，位居东方，所以肝生于左。肺主秋，其气降，位居西方，所以肺藏于右。
心为阳中之太阳，布阳于表；肾为阴中之太阴，主阴于里，所以心部于表，肾治于里。
脾土旺于四季，转输气机，且主运化水谷，以营四肢，所以脾为之使。
可以看出，这里的五脏主要是指功能而言，与解剖形态几乎没有直接的联系。
《黄帝内经》对经络的认识，也是一种功能性结构或功能子系统。
虽然《黄帝内经》中有十二经脉、十五别络等循行路线的具体描述，但却从未对经络的全部结构作解剖说明；
对经络的认识也是在没有弄清神经、血管等解剖系统的情况下形成的，关于“脉”、“经脉”、“经络”的概括，实际上并未把经络与神经、血管系统从解剖形态上明确区分开来。
对病因的认识，由于技术水平所限，无法找到引起疾病的物质因素，如细菌、病毒和各种有害的化学物质等，只能采用以人体证候为依据，向外推认病因的审证求因的方法，故其病因概念，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辨证推导而来，具有明显的功能性。
四诊及辨证，亦往往是对人体功能状态的诊察及判别，故其对疾病的治疗，“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素问至真要大论》），亦主要是对人体功能态的调理。
作者：邢玉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