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论》丨一个王朝的覆灭，无数人的死，换来这本说真话的书故事发生在明朝末年，也就是四百年前，崇祯年间，这个朝代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国内矛盾重重，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满人在关外也屡屡进攻，吴三桂父子在山海关拼死抵抗。
祸不单行，与可怕的战乱同行的，是更可怕的瘟疫。

一些小的瘟疫就不需要说了。单是1641年，即崇祯十五年，全国瘟疫横行，十户九死。南北直隶、山东、浙江等地大疫，五六月间益盛，

“一巷百余家，无一家幸免，
一门数十口，无一仅存者。”

有人说，当时不是有中医吗？怎么会死这么多人呢？
其实，再多的医生，到了瘟疫的时候都是少的。何况当时这些医生中，绝大多数又没有掌握治疗瘟疫的要领，他们依然死守《伤寒论》中的方法，药用下去，居然毫无效果！
可见，并不是只要是中医就有疗效的，要治好瘟疫，还要对瘟疫的病因病机有更深入的认识。
当时的中医，打死都不能明白这些问题：

明明病人恶寒、发热、头项强痛，是太阳证啊，我用桂枝汤、麻黄汤，怎么都没效果呢？

明明病人口苦、咽干、目眩，甚至胁痛，是少阳证啊，用小柴胡汤加减，怎么没效呢？

既有表证，又有里证，我遵守《伤寒论》有表先解表的原则，怎么病还加重了呢？

危重病人，明明是脉微欲绝，手足厥冷，我用参附汤回阳救逆，怎么用一个死一个呢？

明明病人已经出了汗，病势都好转了，怎么又忽然复发了呢？下一步要怎么办呢？

这到底是个什么病呢？是风？是寒？是湿？如果说它是时令病，怎么一年四季都有呢？

这时候，苏州有位医生，叫吴又可，他参与了每次疫情的救治，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结合各种经验、教训，他推究病源，潜心研究，终于在第二年，也就是1642年，写成了《瘟疫论》。
当时的医生在治疗瘟疫中的这些疑问，吴又可都响亮地回答了： 瘟疫这个病不是风，不是寒，不是湿，而是天地之间的一种疠气，它跟天、地、人三者都有关系！

为什么见三阳经证，用三阳经方无效？
是因为邪气并不在三阳经，它的根源在膜原，只是浮越到了三阳经而产生相应的症状而已！

为什么既有表证又有里证，先解表无效？
是因为邪在里啊！“有表先解表”的本义，其实是“有邪先去邪”！哪怕有表证，也要先用下法！

危重病人脉微欲绝，手足厥冷，不是虚脱，是内闭外脱，还是要开闭的。

用参附汤只是助热逐邪，送人速死而已！

汗出病转，再次复发，是余邪未尽，还可以再发汗的，方向对了为什么要犹豫呢？！
病就在面前，病人就在面前，你不去看，不去研究，不去思考，浮光掠影地瞧到一些表象，然后照搬《伤寒论》的条文，去套方子，有用吗？！ 这些观点，这些大声疾呼，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只可惜，《瘟疫论》这本书还没来得及发行开来，大明王朝就在战火和温疫疠气中覆灭了。人们依旧水深火热，朝不保夕。
智者永远都有，只不过是不被那些在温柔富贵乡里的人们重视罢了，他们的声音甚至还会被打压。但在朝廷覆灭、无数人死亡的惨痛中，智者的声音会传出来。
《瘟疫论》这本书并不厚，但它的原创性、颠覆性，使人耳目一新，在中国医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到了清朝以后，医学界开始重视吴又可的观点，重新审视《伤寒论》，主张活学活用，也重新研究当时的时令病。出现了叶天士、吴鞠通、王孟英、雷少逸等一大批优秀的医家，他们在后世被称为“温病派”。其特点是：

善用仲景经方，也善于灵活运用经方之外的各种方剂。其用药轻灵，疗效迅速。因为他们从不以方套病，而是深究病情病因，用方因人而异，因时而变，因地制宜。
如今，祖国偶染小恙，神州疫情未息。所幸，在国家的英明领导和组织下，全国人民众志成城，疫情没有继续扩散。我们来讲习《瘟疫论》，重温前贤的智慧和艰辛，以期有补于时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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