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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中医】日本江户时代的古方派

日本江户时代的古方派

作者简介
平马直树,博士,毕业于东京医科大学。曾在日本北里研究所东洋医学综合研究所工作,拜大冢敬节先生、矢数道明先生及藤平健师等名医为师,学习日本传统医学。1987年,作为中国政府高级班进修生,在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师从朱仁康、张作舟、路志正、朴炳奎先生,精研中医诊疗学。1996年任平马医院副院长,2007年任院长。2010年任日本中医学会会长。E-mail:nhirama@jcom.home.ne.jp

日本的汉方医学尊崇张仲景,“方证相对”为其临床处方准则。在江户时代(1603—1868年),汉方医学尽管热心于中国的传统医学,但由于日本对外交流实行严格的锁国政策,禁止直接同国外的医学交流,只能通过书籍了解中国的传统医学。18世纪,日本汉方医学逐渐形成了独自的诊疗体系,明治时代(1868—1912年)以后,由于日本社会的近代化和西洋文明的影响,汉方医学日渐衰退。
20世纪,汉方医学开始复兴,倡导“方证相对”的吉益东洞是当时的主流医学流派代表人物,与当时的中国中医临床比较,有其独自的经方临床应用特色。1日本江户时代的《伤寒论》研究与古方派
中国自明末清初刊行了《仲景全书》,《伤寒论》研究风靡一时。日本受中国的影响,于1659年刊行了《仲景全书》日文刻本,1668年刊行添附训点《宋版伤寒论》。17世纪后半叶,名古屋玄医的《纂言方考》及浅井周伯的《瞥头溯洄集》等日本编纂的《伤寒论》研究书籍相继问世。1715年,香川修庵刊行的小刻本《伤寒论》极其畅销,使《伤寒论》广传于世。

古方派之形成,以儒学伊藤仁斋、荻生徂徕用实证方法研究《伤寒论》等中国古典文献为端绪。18世纪,重视仲景学派开始形成,方证相对之诊疗体系呼之欲出,旋即成为日本汉方医学的主流。古方派认为,只有自己的医学才能代表古代中国文明高水准的医学,故将自己的医学称为“古方”或“古医学”[1-2]。其后形成了以曲直濑道三为代表、与当时中国金元医学相似的流派,称为“后世方派”。
古方派医家认为后世派(《伤寒论》以后)的医学理论基础(从《内经》至明代的医学),并非古代中国医学,由后世医家所创作、润色而成。《伤寒论》包含了古圣人之医学原貌,必须用古文献研究法精读《伤寒论》,使之体系化。《伤寒论》条文正确与否,根据临床效果加以判别,凡有实际疗效的内容皆应遵循。2方证相对的主要推手——吉益东洞
吉益东洞(1702—1773年)活跃时期,与当时日本流行的传统理论尖锐对立,他根据“方证相对”原则,大力推广运用仲景之方剂。其以“万病一毒说”为核心,试图创立独自的新医学体系,对后世医学界影响极大,为古方派代表医家。他的医学理论由弟子编辑出版,如《医断》(1759年)、《医事或问》(1769年)等。

吉益东洞用批判态度,认为当时(明代)阴阳、五行、营卫及运气等中国医学核心理论,皆为抽象性概念,主张人体由于某种原因,导致后天“毒”之产生,即为疾病原因。“毒”在体内表现出各种各样的症状,故而提出“万病一毒说”。他把依据传统理论解释病症的医者,通称为“阴阳医”,认为能够断定病毒所在,选方用药,排除毒邪之“疾医”,方为医之大家[3]。 在诊断方法上,重视以腹诊判断毒邪所在。腹中毒之所动,应于体表可以明确诊之,明了易懂而实用[4]。否定以传统理论为基础的病因考察,而以应对临床症状(见证)施以处方的临床诊疗方法,具有明显的“方证相对”的特征。
在《药征》中,吉益东洞解说人参的功效为“主治心下痞坚、痞鞕、支结也。傍治不食,呕吐,喜唾,心痛,腹痛,烦悸”。推崇《伤寒论》中使用人参剂量较多的方剂,如木防已汤(四两)、人参汤、半夏泻心汤、吴茱萸汤(三两)等,诸方中的主治证候,使用量少的处方主治证候亦加以参照,从而总结出药效。仲景方条文中不符合自己见解的药效,是否应当舍弃,曾作过考察。例如“白虎加人参汤的人参使用法,证不完具”等,对仲景方亦有微词[5]。
《方极》(1764年)对仲景173方之疗效扼要摘录。如桂枝汤能“治上冲,头痛,发热,汗出,恶风,腹拘挛者”,列举桂枝汤主治的临床所见[6]。在《药征》中分析芍药、葛根等药效时,添写桂枝加芍药汤“治桂枝汤证而腹拘挛甚者”,桂枝加葛根汤“治桂枝汤证而项背强急者”等内容,使仲景方与证相对应。

3吉益东洞及尾台榕堂临床医案
尾台榕堂(1799—1870年),师承吉益东洞-岑少翁-尾台浅岳-尾台榕堂,为吉益东洞的直系弟子。尾台榕堂所著的《类聚方广义》详细解说了吉益东洞的《类聚方》,在19世纪广为流传,是昭和以后的日本汉方中,最重要医学著作之一,影响很大。医案集《方伎杂志》和《类聚方广义》好评如潮,是古方派临床的必备书籍。现代日本汉方家中,推崇尾台榕堂人也很多。
1吉益东洞临床医案
患者,男,20岁余,膈噎2年,反复发作,近日胸腹胀满,行动苦楚。诸医皆云不治,故不处方剂。吉益东洞先生诊断为大半夏汤证,投药,饮之即吐,每吐必混有黏痰。持续8~9 d后,药方得饮入。自是饮食可下,呕吐亦止,2个月余痊愈。该病例疑为良性幽门狭窄。大半夏汤发挥了吐剂作用,停留于膈至心下之黏痰除去后,中焦升降机能得以恢复,故疾病治愈。《方极》中大半夏汤之药效为“治呕吐,心下痞鞕者”。《药征》中半夏“主治痰饮呕吐也。傍治心痛,逆满,咽中痛,咳,悸,腹中雷鸣”。人参主治为“心下痞坚痞鞕支结”。由此可知,半夏与人参皆可除痞塞心下之痰,通利中焦。2尾台榕堂临床医案
已婚妇人,腹痛,其痛苦难忍,声扰近邻。从3月开始月经停止,时时腹痛,8月,某医投药,瘀血流出。尔后,腹痛再发,数日后日渐加重,医治无效,治疗中断,故而请尾台榕堂先生往诊。腹满挛急,胸胁、小腹满而痛苦难忍,疲惫,仅能进粥少许。考虑药物性眩晕,投与桃核承气汤,兼用当归建中汤。每日2剂,服用3 d。服药后,腹痛倍增,每日3~4次下痢。服用3 d后,疼痛完全消失,病家甚喜。但腹满挛急未解,继服用原方。30 d后,腹软,食欲改善。由于季节寒冷,腹部和腰有冷感,下肢麻痹。病人的身体逐渐恢复好转,年底入浴时,行动无障碍。改当归建中汤为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每日2剂,再服用30 d,第2年春,来诊,诊察腹部柔软,膨隆,妊娠之兆。告知妊娠4个月,欢喜而归。
医案中病名不详,可能为流产、稽留流产、胞胎畸形、子宫内膜异位症等。桃核承气汤兼用当归建中汤。患者体力消耗,攻邪除毒。考虑副作用(眩晕),开始每日2剂。桃核承气汤去下焦之邪,当归建中汤温通经脉,缓解腹部挛急,去除寒邪。初期奏效,但腹证未改善,继服30 d,腹证得以改善,但冷感出现,继用桃核承气汤,当归建中汤改为温经通脉药力更强的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桃核承气汤常用于热结膀胱证,但是该方不拘泥于病邪的性质,泻下排毒。30剂而治愈,尔后妊娠。病邪驱除,正气恢复也。
日本的经方运用,不拘泥于虚实寒热等中医学的基本概念,以证候和腹诊所见为依据,推崇张仲景的方证相合的临床诊疗原则,对体内的邪毒,依张仲景之法,用解表、泻下、利尿、和解等方法驱出体外。
吉益东洞不以传统理论解释证候,而将症状与具有较高临床效果的张仲景方药相对应,选方用药,即所谓“方证相对”的临床实用诊疗方法,广泛普及于日本医界。4吉益东洞以后的“方证相对”
吉益东洞的医学理论及“方证相对”之诊疗方法,由其弟子岑少翁、村井琴山、中西深斋等广泛传播于日本各地;以腹诊作为诊断要素,证候与仲景方结合的“方证相对”诊疗方法,其范围已经扩展至民间医疗人群。吉益东洞倡导的“方证相对”理论,触动了日本医学界,使《伤寒论》研究出现了新进展,奠定了“经方”在日本汉方的主流地位。也可能由于日本传承中国的中医学中,选择了以仲景《伤寒论》为理论基础的临床实证诊疗方法,中医学的基本的理论,如阴阳、八纲、五行、藏象、运气论等没有引起广泛重视。也可能由此,影响了日中、日韩的医学交流。

20世纪的昭和时期,传统医学复兴,挑起重任的有和田启十郎、汤本求真、奥田健藏等,他们发掘吉益东洞医学,努力推广传播。为此,日本昭和时代(1926—1989年)的汉方医学以吉益东洞的“方证相对”方法为主流,一直延续至今。

参考文献
[1] 富士川游.日本医学史纲要[M].东京:克诚堂,1940:181-183.
[2] 藤井尚武.医学文化年表[M].东京:医道の日本社,1984:76-77,356-359.
[3] 吉益东洞.医事或问[M].东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1769:15-18.
[4] 鹤元逸.医断[M].东京: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1748:65-72.
[5] 吉益东洞.药征[M].大塚敬节,校注.东京:たにぐち书店,2007:65-72.
[6] 吉益东洞,尾台榕堂,西山英雄.和训类聚方広義(方机方极重校药征)[M].东京:池中商事,1969:112-116.
[7] 吉益东洞.建殊录[M].东京: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1763:98-105.
[8] 尾台榕堂.方伎杂志[M].东京: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1871:72-79.

(收稿日期:2019-01-11 编辑:蒋凯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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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本文献标准格式:

平马直树,王晓明. 日本江户时代的古方派[J]. , 2019, 25(09):1-3.
作者:平马直树,王晓明
改编自:日本江户时代的古方派
文字编辑:蒋凯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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