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从生态自然观探讨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的可行性
本刊特色栏目长期征稿。
文/李思聪,李玉明 ‖ 来源:
前言
肿瘤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生物学现象,现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多发病和常见病,当今科技的突飞猛进也未能降低世界范围内的肿瘤死亡率。人体稳态失衡在肿瘤形成中占有重要地位,传统根治性治疗因未意识到这点而存在诸多弊端。因此,肿瘤治疗的思路必须从对抗转向和谐。本文旨在揭示人与社会环境、肿瘤与自身微环境的关系,从生态自然观视角反思肿瘤目前研究思路和治疗手段,希望能够为有效防治肿瘤提供更加科学合理的思路。
肿瘤作为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存在的一种生物学现象,现已对人类的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并没能很好的改善恶性肿瘤患者的生存率。我国第3次死因回顾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因恶性肿瘤死亡的人数居世界前列。持续增长的恶性肿瘤已经成为导致城市居民死亡的首要因素[1]。一项研究数据[2]显示我国城市恶性肿瘤标化死亡率从2002年的95.20/10万上升到2010年的169.22/10万,上涨了77.75%(年均增长速度为9.09%),上升趋势明显。
本文旨在揭示人与社会环境、肿瘤与自身微环境的关系,从生态自然观视角反思肿瘤目前研究思路和治疗手段,以期为有效防治肿瘤提供更加科学合理的思路。
1.生态自然观下肿瘤治疗的理论起源
生态自然观作为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继承和进一步发展,其理论是以人与自然的协调为核心,关注全球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发展。只有充分认识自然,尊重自然,善待自然,对其合理地开发利用,才能维护和促进整个地球的长期繁荣稳定,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生态自然观重申,生态系统是一个由多个不可分割的部分相互依赖组成的共同体。生态自然观指出:生态系统是有生命、有活力的系统,应具备显著的整体性、开放性和动态平衡性。其中,生态平衡是生物与环境在长期相互适应、相互改变的过程中形成整个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达到了稳定性与变化性的平衡与统一。
近年来,生态学已发展成庞大的学科群,生态医学就是其重要分支[3]。《黄帝内经》作为中国四大经典之一,其中提及的大生态医学理论就充分体现了生态自然观的内涵,其核心思想就是天人相应,疾病是人体本身、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等综合的大生态相互作用状态发生了改变[4]。而肿瘤的产生,人体稳态失衡就占有重要地位,传统根治性治疗因未意识到这点而存在诸多弊端,因此,肿瘤治疗的思路必须从对抗转向和谐。
2.目前医学对肿瘤形成机制的认识西医形成机制
肿瘤是基因失衡、细胞过度活化的全身性疾病,是细胞与其生存环境(包括机体的环境和肿瘤细胞微环境)相互关系不协调的结果[5]。而一个相对平衡的生态系统对新物种的入侵是有一定的对抗性的[6]。对待机体的应急对抗,肿瘤细胞对原生态位进行改建具有一系列机制,包括改变环境pH、分泌生长因子和免疫抑制因子、表达免疫抑制性受体和聚集肿瘤相关巨噬细胞等一系列行为,重建一个更适合其长期生存并逃逸“猎食者”“捕食”的新生态位,即肿瘤微环境,肿瘤细胞得以生长、发育、侵袭和转移[7-10]。
中医病因病机
肿瘤在中医学中属“积聚”范畴,是一种全身属虚、局部属实的疾病,多是因虚致病,因虚而致实。脏腑虚衰、气血失调是积聚发病的基础。脏藏精气而不泻,腑传化物而不藏。当脏腑功能失调,气机紊乱,或先天脏腑禀赋不足,正气虚弱时,便促进肿瘤的发生。《诸病源候论》云:“积聚者由于阴阳不和,脏腑虚弱,受之于风邪,搏于脏腑之气所谓也。”将积聚的产生归之于脏腑虚弱,阴阳不和,感受外邪,内外合邪所致。陈藏器亦言:“夫众病积聚,皆起于虚也,虚生百病。积者五脏之所积,聚者六腑之所聚。”这些都说明了“积聚”与正虚和脏腑失调之间的内在关系[11]。
3.目前中西医肿瘤的治疗及其不足西医治疗肿瘤现状
肿瘤的西医治疗以“对抗疾病,达到治愈”为特征,即必须把癌细胞全部杀灭,否则肿瘤将复发转移,最终导致患者死亡。这一治疗观念是从微生物学衍生出来,只有彻底消灭这些“病原微生物”,疾病才能被治愈。所以外科手术、放射治疗、化学药物治疗成为现代肿瘤治疗学的三大支柱。
手术治疗的关键在于彻底和根治,其追求切除所有肿瘤细胞可能浸润的原发及转移病灶,这也包括了肿瘤周围所有存在恶变可能的正常组织。许多医生认为手术范围越大越安全,然而循证医学证据表明,很多恶性肿瘤的“扩大切除术”“超根治术”等,并未提高疗效,却增大了手术风险及一些严重的并发症,如感染、败血症、肠瘘等,甚至会危及生命[12],而且,手术的损伤刺激加速了癌细胞的扩散。
放疗主要用于肿瘤局部局限期,是直接通过电子能量转换辐射损伤DNA,也可以通过间接作用产生氧自由基,引起单链或双链DNA断裂,阻止DNA的转录和复制,从而导致细胞的裂解和凋亡,还可以直接破坏细胞膜,导致细胞的裂解死亡[13-15]。因此,射线不但杀灭了癌细胞,也损伤了肿瘤周围正常组织,常带来严重的难以恢复的慢性损伤。例如,薛安静等[16]统计表明,胰腺癌放疗后,胃、十二指肠黏膜存在明显损伤,易出现幽门变形狭窄、肠梗阻、肠瘘等并发症。
化疗药物通过影响细胞DNA的合成与复制,抑制和杀死肿瘤细胞生长繁殖。因此,抗癌药物一般不具有选择性。临床上最常用全身静脉化疗,常引起一系列毒副反应,如严重的消化道反应、重度骨髓抑制等。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随机临床试验[17-20]表明,以铂类为基础的第3代联合化疗是治疗晚期NSCLC的标准一线方案,如联合长春瑞宾、吉西他滨、紫杉醇和多西他赛,但在有效率和生存期方面并无显著性差异。而且,据美国抗癌协会统计,超过90%的癌症患者在治疗中都受到多药耐药(MDR)的影响[6]。机制非常复杂,最根本原因就是耐药基因被活化和表达,肿瘤细胞并由此适应化疗药物的选择压力而生存[21-22]。所以,化疗的结果往往是肿瘤未治愈,而产生严重毒副反应。
科技的发展使肿瘤的研究已深入到了细胞、分子和基因水平,靶向药物的研究成了热点。靶向药物带来了客观的疗效,但迅猛增长的治疗费用同时也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23-24]。如美国一项关于FLEX对晚期NSCLC患者的研究中,应用西妥昔单抗增加的总生存期(11.3个月vs10.1个月,P=0.04)具有统计学意义[25]。但是,延长1个月的生存期背后却是增加了71712美元的高昂医疗费用。
由此可见,以“治愈肿瘤”为目标的积极治疗,结果都表明易导致过度治疗,使本来就虚弱的机体进一步损害,还有严重的毒副反应、经济压力等加重患者的心理负担,更加使得机体的免疫和抗瘤能力的低下,造成生存时间的短缩。
中医治疗肿瘤现状
中国医药学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防治肿瘤方面已经累积了数千年的临床经验,特别是在中药的运用上,形成了一派理论体系,现代临床研究和药代学试验证明,多种中药具有抗基因突变、降低诱癌发生以及抑制癌细胞生长等作用。如莪术、补骨脂、泽泻、当归、人参等可逆转肿瘤细胞MDR;人参、黄芩、黄芪等通过抗氧化作用,可清除自由基;五加皮、枸杞、当归等可在一定程度上保护DNA不受损害;丹参、人参、枸杞、莪术、三七等通过改善微循环,促进骨髓干细胞的增殖分化,改善造血功能,起到放射保护剂的作用[26]。
中医药对于稳定瘤体(SD、TTP)、改善临床症状、减轻放化疗毒副作用、提高生存质量及延长生存期等方面确有疗效[27],但其作用缓慢柔和,在杀伤癌细胞、缩小瘤体方面(CR+PR)并不显著,目前只是作为西医治疗的辅助手段,并不能够独当一面。
4.生态自然观下的中西医结合肿瘤治疗理论依据
生态系统是有生命的系统,它普遍存在着生命现象。所以生命活力是生态系统本身所固有的,而医学同样不能忽视患者作为人的社会属性。在《手稿》[28]中,马克思如是说:“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
患者作为一个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要有正常的人际交往,要有正常的社会生活,才能够融洽地存在于社会之中。而且患者可以从社会环境中获取支持和安慰,让自己具有自我调控、保持平衡的能力。如果一个患者因为治疗而不得已远离,甚至是丧失了自己的社会圈子、生活圈子。即使还有生命体征,能呼吸和心跳,但是这样活着已经失去了意义[29]。以患者的社会属性为重,追求用低毒、微创、温和的方式控制肿瘤的体积,延缓肿瘤的生长,在此基础上尽最大的可能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延长其生存时间。
若将人体看作自然界,那么肿瘤只是其中存在的不和谐的部分。肿瘤是生命进化过程的自然产物,遵循着自然选择、适应环境、适者生存等法则。因为机体失衡,正常的细胞变得离经叛道,组织起自己独特的生长方式,逐渐形成肿瘤,其往往比正常细胞更加狡猾,所以通过强势地杀伤肿瘤细胞给正常组织带来的伤害又加重机体的失衡状态,这样的治疗方式是不合理的。《素问•至真要大论》中说:“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指出治疗疾病的总原则就是要恢复人体阴阳平衡,即所谓“阴平阳秘,精神乃治”。应该尊重肿瘤本身的自然存在性,通过机体整体的约束限制肿瘤的发展。建立和谐统一的生态学肿瘤防治模式才是肿瘤防治的发展新趋势,这要求我们注重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尊重人体自身生理功能的和谐,所以,在自然界这个大的开放的系统中,人与自然的和谐也应包含人与肿瘤细胞的和谐[30]。
优势
在肿瘤的治疗上,中、西医都在追求控制肿瘤生长和延长患者生存期,虽然两者关注的重点和治疗的手段不尽相同,但是殊途同归,取长补短综合之后便形成了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的模式。它很好地借助现代科技,到达辨证与辨病结合,局部与整体结合,扶正与祛邪结合,两者相辅相成,使患者接受最合理最适宜的规范化治疗。
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不但拥有西医的杀灭癌细胞战略,而且具有中医的培本固元思路,通过稳定瘤体、缓解症状、提高生活质量,达到“以人为本,带瘤生存”的目的。生活质量(QOL)的评判不仅仅是肿瘤的消退,更重要的是还包括了躯体、角色、情绪、认知、社会等功能的改善和恢复[31]。把癌症视为一种慢性病已经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WHO)等国际机构的认可。就像糖尿病、冠心病的治疗一样,大多数时候采取较为保守的措施,只有在急性发作或迅速进展时期才用比较猛烈的手段来控制其发展,目的是让机体与之长期和谐相处,改变了像现在这样“生命不息,治疗不止”的模式。因为肿瘤治疗的首要任务是要让患者有质量、有意义地活着,所以,以“疾病为中心,最大限度杀伤肿瘤细胞”的征服理念必须尽早转换成“以病人为核心,争取最好生活质量”的和谐理念[32]。
临床价值
生态自然观下的肿瘤治疗模式与国内公认肿瘤内科学术带头人孙燕院士开创的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的模式契合:
(1)患者初次就诊时期,由于邪盛,最主要的是尽可能地抑制和杀灭肿瘤,可用各种方法包括手术、放疗、化疗,但要注意保护机体正气;
(2)待瘤体消退了之后,治疗重点便转为扶助正气,促进骨髓造血和免疫功能的恢复;
(3)经过扶正治疗,若发现肿瘤有复发迹象,还可再转入以扫除潜在的残存癌细胞为主的巩固治疗,尽可能地降低肿瘤复发和转移的几率,延长无瘤生存期;
(4)瘤体稳定性之后,就可以转入长期的培本固元治疗,调节患者体质,提高生活质量。
以晚期肺鳞癌为例,目前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当患者化、放疗无效或不能耐受时,现代医学往往束手无策,患者只能接受最佳支持治疗和定期复查。随着医学模式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肿瘤的治疗思路也已经发生了改变,目前晚期肺癌二线研究已明确指出:不再单纯追求消灭或缩小肿瘤实体、杀灭肿瘤细胞,而是同时考虑到改善患者的机体及精神症状,提高生存质量[33-34]。周岱翰等[35]将294例Ⅲ、Ⅳ期非小细胞肺癌病例分为中医组99例,西医组92例,中西医组103例,对比治疗90 d后,瘤体大小变化有效率分别为4.0%、14.1%、26.2%,3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且中西医组在KAPS评分、体重控制、不良反应上,均优于中医组、西医组。郭映华[36]在研究老年晚期肺癌时,将104例分为用益气养阴软坚散结方加MVP方案治疗的中西医结合组48例,以及单纯益气养阴软坚散结方组34例、单纯MVP方案化疗组22例,结果发现,中西医结合组总有效率83.3%,中药组为76.5%,化疗组为63.6%,且中西医结合治疗后体重增加及健康状况明显优于另外2组。吴孟超[37]指出,肿瘤的治疗,西医更多注意的是局部治疗,而中医更加重视的是整体调理,两者结合,取长补短,相得益彰。以生态自然观为指导的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既注重攻邪消瘤,更重视患者整体状况的改善,治病以人为本,强调“治病留人”,重视患者生存质量的提高。
总之,生态自然观的灵魂是“注重整体,强调和谐”,通过注重多重关系的良性互动和深层次的调节来达到生态平衡。所以从生态自然观的视角来看,整合了既具有西医杀灭癌细胞战略、又有中医培本固元思路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方式,以其“以人为本,带瘤生存”的理念,强调患者的社会属性,达到提高生活质量、延长生存期的目的,就很好地调节了人与社会环境、肿瘤与自身微环境关系的整体和谐,这正是当代肿瘤医学登上更高理论平台,进入大成境界的重要元素,也是医学发展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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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本文献标准格式:
李思聪,李玉明.从生态自然观探讨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的可行性[J].,2016,22(3):2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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