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医】“执中”“格致”与中医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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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一战 编辑：罗英姣‖来源：

导 读：儒学是我国主要的哲学流派之一，在与中医学的长期共存中，相互渗透，相互补充。“执中”“格致”是儒学倡导的重要思想，“执中”源于儒学的中庸之道，“格致”即格物致知，指考究事物，“穷极物理”。这都深刻影响着中医学的起源与发展。坚持“执中”与“格致”的辩证统一，将对中医学的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

中医学植根于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其两千多年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中，与孔孟儒学互相交融、互相补充、密不可分。“执中”“格致”是儒学的经典理念之一。“执中”是实践中庸之道的基本原则，“格致”是儒家认识、考究事物的重要方法，二者的精髓渗透于中医学理论的诸多方面。探究“执中”“格致”与中医学的相互关系，对中医学的现代化发展有重要意义。
“执中”与“格致”的起源
“执中”的思想是儒家首先倡导的，极受儒学推崇，根源于中庸之道。历史可追溯到先秦时期，就有了“尚中”的说法。《尚书》中即有“各设中于乃心”的记载，指商殷中兴之君盘庚，要求其民把心放得中正。及春秋末年，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则把这一长期、广泛流传的“尚中”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释，将其演化为中庸之道。《论语》中载：“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指出“中庸”是一种珍贵的美德，现在没有在民众中流传已经很久了，表达了感叹和倡导之意；“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也发挥了中庸之意。作为方法学概念的“执中”即渊源于此。孔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一般认为，“两端”有2种含义，一种是指尖锐对立的两种事物或者观点，这是绝对化、极致的范畴，二者矛盾往往难以调和；另外一种是指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如大与小，长与短等，二者存在相互转化的趋向。孔子所说的“两端”即指的是后者，施政者权衡量度，把握“两端”而取其中，施政于民，必然国泰民安，其道大行天下。

“格致”即格物致知，指的是探索、考究事物，在积累感性材料与经验的基础上，获得对事物本质与规律的认识。格物致知源于儒家的《大学》篇，主要讲“修身、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和方法，列有“三纲领、八条目”之说，“修身”之道，“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至宋明时期，理学大行其道。理学家们将“格物致知”从《礼记》中独立出来，同《易传》中的“穷理尽性”的概念结合起来，变成了理学方法论的重要范畴，并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著名理学家程颢正式提出了格物致知说，认为“致知”是推致心中固有之知，或“尽”心中之知，知即“天德”。朱熹继承和发展了二程“格物致知”的学说。朱熹认为，“格物”应有3个内在含义：一是“即物”（即接触具体事物），二是“穷理”，三是“至极”。其中“穷理”是最基础的意义，而欲穷理就必须“即物”，“即物”时又必须穷“至乎其极”。概而言之，格物就是在具体事物中穷尽事物的本然之理，“即物而穷极物理”。格致之时，朱熹又推崇豁然顿悟，指出“今日而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积习既多，然后脱然有贯通处尔”。
“执中”“格致”与中医学
2.1 “执中”是中医调治的基本原则
古代医家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往往以国喻身。《黄帝内经》中说“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焉。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大肠者，传道之官，变化出焉。小肠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照此说法，身体中的各个器官俨然是一个封建的官僚系统，各司其职。儒医认为，身体就像国家一样，只有各个方面、各个系统，诸多因素相互调和，才是最佳状态。西汉大儒董仲舒亦将“中和”思想引入养生防病中。“此中和常在乎其身，谓之得天地泰。得天地泰者，其寿引而长。不得天地泰者，其寿伤而短。”

中医学阴阳调和的思想是中庸之道在医学领域的典型应用和具体体现。《内经》首次提出阴阳的重要意义，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内经》之后，历代医家无不重视人体阴阳调和。汉代名医张仲景强调人体阴阳调和是疾病向愈的决定因素，“凡病，若发汗，……，亡津液，阴阳自和者，必自愈。”唐代孙思邈则将“阴胜则阳病，阳盛则阴病”归为疾病的状态，人体健康平安的基础则是“阴阳调和”。所以，治疗疾病的本质就是使失衡之阴阳重新趋于调和，“执中”即被认为防止疾病的最基本原则。在《黄帝内经》中说“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正者正治，反者反治。”“以平为期”，这是防治疾病的总体目标。两种手段即是“正者正治”与“反者反治”。具体治法有列出“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微者逆之，甚者从之，坚者削之，……结者散之，留者攻之”之分。后世医家防病愈疾的具体方法多得不可枚举，但无不遵循调和、执中这一基本法则。王冰说：“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壮水之主，以制阳光。”亦强调“执中”之意，目的是恢复和维护人体阴阳、脏腑之调和。清代汪昂说：“凡阳胜者不必泻阴，只补其阴以配阳，使水火均平，自无偏之患也。”尤怡说：“欲求阴阳之和者，必求于中气。”这些治法，无不强调阴阳调和，“以平为期”，体现了“执中”“中和”的中庸之道。
2.2 “格致”是中医学发展的重要动力
中医学在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随着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一起，不断发展、繁荣，取得新的成就，离不开各代医家的艰苦探索和“格致”的认知方法。《内经》的成书与医家长期、细致的“格致”精神观察自然变化之中的人体生命现象密切相关，大到天体运行、春秋寒暑、地域南北、方位高下，小到忧思喜怒、饮食寒温、劳逸动静给人体带来的生理病理的变化，皆成为认识人体津液气血活动机理的信息和依据。明代名医李时珍是古人格物之学的最好体现[18]。他推崇“格物穷理”，编写医书，从来都是实地考察，亲自动手研究，40年的时间，逐一验证疗效，艰苦探索，终于完成巨著《本草纲目》，被誉为“性理之精微，格物之通典”。
“执中”与“格致”的起思考
3.1 “执中”“格致”的哲学内涵
从唯物辩证法来看，“执中”强化了事物的相对静止与量变的意义。马克思主义认为，运动和变化是绝对的，静止不变是相对的，一切事物都是绝对运动和相对静止的辩证统一体。如果在认识事物时将其绝对运动和相对静止两个属性割裂开，只承认其一，否认其二，都是错误的。由此审视中庸之道，可知其失之于只承认事物的相对静止，而不承认也不愿意看到事物的绝对运动。“执中”力图将事物的变化限制在“度”的范围内，维护事物内部本质的稳定，平衡量变，避免超过“两端”，发生质变。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格致”具有两重性。一是具有科学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认识是在实践基础上主体对客体的反映。儒医重视格物，而后才致知，这遵循了认识的一般规律，因而具有科学性；二是具有朴素性。儒医局限于当时的较低的科技水平，格物往往依赖于经验、直觉，缺乏精确性，因此这种格物方法具有朴素性的一面。
3.2 “执中”“格致”的辩证统一是中医学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医药学是研究如何防治人体疾病，以提高生命质量，并尽可能延年益寿的科学。中医学更是如此。“执中”强化事物的“相对静止”和“平衡状态”，即保持机体的健康稳态，这对生命无疑至关重要。“执中”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中医学理论的文化基础[19]，因此对中医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积极作用。然而，一味盲目固化、偏执化“执中”，可能会产生不利的方面。从小的方面说，在临证组方时，单纯强调片面的“执中”原则，已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现象。君不见，组方用药，或苦寒药怕损阳而加入温热之品，祛邪药又惧伤正而入补药，或者用量“执中”，不敢遇沉疴而用重剂，临证遣方，如战场排兵布阵，如此无锋之阵，或彼此互相掣肘，怎能奋勇杀敌而取大捷？从大的方面说，中医学的发展现今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质疑之声不时出现，我们在严厉回击无端恶意诽谤的同时，也要反思自身，中医学的教育、临床及科研可能存在诸多亟待改进和完善的地方，不能固守狭隘的中庸的思维而做个“差不多”先生，凡事觉得“差不多就可以了”。
基于以上存在的2个方面的局限性，倡导“格致”的认识观是必然的要求。只有不断“格致”，艰苦求索，武装自己，本领扎实，才能临床辨证准确，大胆施治，遣方用药，当用则用，不离于“执中”，亦不拘于“执中”，才能真正发挥中医的疗效；只有坚持“格物”的精神，大胆革新，祛除不利于中医发展的旧俗桎梏，才能抓住发展机遇，引领中医学走向又一个繁荣。总之，“执中”和“致知”的辩证统一是与中医药的使命和发展方向一致的。应该深入发掘和全面整理中医药学中的这一方面的文化遗产，并使之发扬光大，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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