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代“卫生”典籍看中外卫生思想有什么不同

“卫生”一词出自《庄子》，为“养生”之意。19世纪以前，中国医籍中的“卫生”多指养生。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医学，尤其是公共卫生理论传入中国，“卫生”一词在内涵和外延方面发生了变化。《广州大典》所收录的清末5种“卫生”典籍（以下简称“5种‘卫生’典籍”），即《卫生要旨》《中外卫生要旨》《学校卫生学》《卫生指南》《卫生至宝图说》，或由外籍寓贤所著，或由粤人翻译，或由精于西医之士所撰，既保留了中医传统养生思想，又增补了生育、环境、学校卫生、卫生制度、生理生化等西医卫生内容，是中外卫生思想激烈碰撞与交融的体现。试以5种“卫生”典籍为中心，参以中医传统文献，研究中外卫生思想的异同。01清末5种“卫生”典籍述要

《卫生要旨》据光绪九年（1883年）益智书会刻本，由美国传教医生嘉约翰译成，旨向中土人民宣教西方卫生理念。嘉约翰指出，卫生之法“西国行之，而获益者，中土人民尚未知其善法，故不惮谆谆而道之”[1]。全书1卷10论，主要论述饮食、起居卫生等日用平常之事，并从一身之修正、一家之整饬，延伸论及一国卫生之治理。

《中外卫生要旨》据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铅印本，由清末香山（今广东中山）郑观应辑录中外养生名家要论而成，旨为“绝其致病之源”[2]，“以期天下人不必延医服药，咸登寿域”[2]。全书5卷。
《学校卫生学》据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上海广智书局铅印本，由日本帝国大学儿科博士三岛通良编撰，粤人周起凤翻译。三岛先生编撰该书，旨在让“教育家及志学之士，知学校卫生之纲领”[3]，并能实行与普及学校卫生，以为国家增加有用之民。全书10篇。
《卫生指南》据光绪三十年（1904年）香港中华印务有限公司铅印本，由清末新安（今深圳宝安）西医江英华撰成。其指出疫病死亡人数“中西相较，华人每居十之七八，而西人仅得十之二三”[4]之因，皆由“华人常多不知卫生”[4]所致，因此编撰是书宣扬卫生之道，以“公益同胞，救吾同种”[4]。全书19章。
《卫生至宝图说》据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中华印务有限公司铅印本，由清末香山（今广东中山）卓凤翔“采西医精细之图，证以中学精粹之理”[5]而成，目的让“男子求嗣，如左券之可操，妇女产儿，当分娩而无苦，即延年却病，其法亦无俟他求”[5]，从而改变中国人口增长停滞的状态。全书79论。02饮食起居卫生

中外医学具有各自的理论体系，因而在卫生思想及其实践过程中存在差异。前者体现在与卫生相关的脏腑功能和疾病病因的认识上，后者则体现在饮食、起居、运动等具体的卫生保健项目中。

中外医学都重视脏腑生理。其差异在于，中医重气化，突出整体，西医重功用，强调精确。张锡纯认为：“《内经》论脏腑，以发明其气化，兼研究其性情为宗旨，至对于形迹之粗，恒有简略不详者。至于西人，则但讲形迹，不讲气化；且但言脏腑之功用，而不言脏腑之性情。”[6]嘉约翰认为：“西医首重察确内腑形状，不敢稍涉揣摩，虽拍听声状，呼吸脉息之快慢，身热之高低，皆有准绳，一丝不紊。”[1]
中西医均认同饮食劳倦、情志失调在发病学上的作用。所异者，中医强调“正不胜邪”是疾病发生的关键，西医强调“卫生失度”对疾病的影响，突出环境卫生，如空气、光照等对人体健康的意义。中医认为疾病多由“不能养性”[2]所致，劳逸、饮食、起居、房事、喜怒不节，导致正气日渐内虚，招来疾恙。西医则认为“人所患诸疾恙……多由卫生失度，保养防患无方”[4]所致。“卫生失度”在于“不明养身之理”[2]，具体表现在“吸污秽之气，或食害人之物，或常居暗室中，或坐定不行动，或令身体过于出力，或常劳神思虑，或为狭邪之事，则不免于夭折”[2]。

饮食卫生

饮食卫生方面，中医侧重饮食养生之法，以饮食有节、嗜味均衡为要，重视饮食对脾胃养护的重要性。饮食有节，即“不欲极饥而食，食不可过饱，不欲极渴而饮，饮不可过多”[2]，嗜味均衡，即“五味不欲偏多”[2]。西方饮食卫生亦提倡饮食有节、食饮调和，以利肠胃健康、身体保养，“人之饮食，须有定期，兼有节制，方不失卫生养身之益”[4]，“凡诸内病多由饮食失宜、食物不审、饮食无期、多寡不均、调和失当，遂至肠胃受病，由肠胃受病，血气渐损，外感之疾，随之易侵，全体亦随之患剧”[4]。
所异之处，中医讲究用餐宜忌。餐前“人之当食，须去烦恼”[2]；餐时“美味须熟嚼”“食时不得语”[2]；餐后饱食不得卧，“饱食辄卧，病在不消，必成积聚”[2]，“食饱行百步”[2]，以助津液流通、健脾消食；提倡少食多餐，“食欲数而少，不欲顿而多”[2]；用餐时间及餐食数量亦有所及，“早饭要蚤（早），中饭要饱，夜饭要少”[2]。
西方则注重饮食物制备得法和饮食洁净，原因在于：（1）谷、菜等物，“烹之不熟，其质坚靭(韧)，则难消化”[4]，影响肠胃健康；（2）肉食等物，“烹煮之热度未足，不能除却微虫，食之入胃，吐泻、霍乱各症，常因此生”[4]，产生传染疾患；（3）饮用水未经过滤、烹沸，易存留有毒杂质，损人健康。此外，饮食器具的卫生要符合法度[4]。
至于具体饮食物，中医重视饮食物的四气五味、归经、功用主治，以临床与生活经验探讨不同人群的饮食宜忌，体现因人制宜与药食同源思想，即《黄帝内经太素》所云：“五谷、五畜、五果、五菜，用之充饥则谓之食，以其疗病则谓之药”[7]。西医如嘉约翰、江英华等，精通化学，擅用“显微镜以察各食物原质若何，兼函（含）油、糖、浆、水、蛋白，各类若何”[1]，专以物质成分分析法探究饮食物损益，又以生理学考究饮食物的消化迟速及其与人身热量维持的关系，从而指导不同人群的饮食调配。
稽考中外饮食卫生观，传统中医注重发掘溶媒、果蔬的功用，而西医则突出其物质构成。可以说，前者重宏观归纳而后者重微观分析，中外饮食卫生观实有互补之妙。中医的饮食观侧重于因人制宜。郑观应认为，西方通过物质科学研究出食磷、食果能延缓衰老的观点未必如是，“燐（磷）质，兼食果子……未必尽可免疾病、延年却老也。盖果性寒，燐（磷）性热，人有强弱，胃有寒热，宜于彼不宜于此者”[2]。对于西方减食延寿的做法，其认为“中外之人，有多食长寿者，有少食长寿者，多食少食，视乎人之体气强弱，脾胃盛衰，不宜过饱耳。如健食者，强节减少，人反瘦矣。胃弱脾虚之人，不能运化，勉强加餐，必生疾病”[2]。突出中医饮食卫生因人制宜、以人为本的特点。

起居卫生

1居处卫生
对于居室条件，《中外卫生要旨》辑录孙思邈观点，认为居室“必须周密，勿令有细隙，致有风气得入，小觉有风，勿强忍之，久坐必须急急避之。久居不觉，使人中风”[2]。西医重视居处环境的洁净，着力研究居处光照、水源、空气、地基、沟渠等居处环境与人身健康的关系。居处卫生内涵如下：（1）居址宜选洁净之地、建屋用洁净之材。“大凡人择地建屋，必须择其干爽洁净之土，无生物、禽兽、尸骸埋葬其间，无秽土、无塘坭、无园坭、无沟渠坭之类，方可无后患，而有益以居人。”[4]“不但立地基建屋，宜择洁净之土，即砂坭、砖瓦、灰木、石各料，亦宜择洁净之质，可免秽气发生之害。”[4]（2）居处要阳光、空气充足。“花木无光不能活，人更须得光方能活”[2]；“呼吸之气清，最能养筋活血，振精神，勤动作，醒则轻灵活泼，睡则安枕酣眠”[2]。（3）居处水源要洁净。水之于人生关系至重，“外之以濯身涤物，内之以饮食充肠”[1]，一日不可或缺，故引用干净水源尤为重要。（4）建屋前，定要造好沟渠。沟渠的作用在于“运去日中所弃之秽水，使之远流，免生臭味，以致伤人”[4]。（5）定时洗扫房屋。“一家内外，应时洗扫，不可堆积垢秽之物，粪溺要日日倾泻远方，以免臭污薰触。”[1]（6）建居勿迷醉风水。迷信风水，往往违背卫生之道，将有益之居变为害人之屋。
2日常卫生
中医讲究穿衣之法，衣着要适寒温，“先寒而衣，先热而解”[2]，并提出穿衣禁忌，如：“湿衣及汗衣，皆不可久着”[2]；“汗出脱衣去袜之时，莫当风取凉，最易感冒”[2]；“忌热着晒衣，久晒之衣，未退热，即着在身，必受毒”[2]。中医还特别注重特殊人群穿衣之法，卓凤祥认为孕妇及小儿除须随天气之寒热加减衣物外，还须穿衣洁净，“苟着污垢（衣物），令肌肤不爽快疏通，于血脉大损”[2]。西医亦注重依据四季寒热添衣，但讲究具体衣服的选择，重视衣服质地的厚薄、吸收热性的差别，“夏季用麻葛纱绸，取其轻凉，色宜白，凡白色皆能散热”[1]，“冬季用厚绒，或棉袄皮裘”[1]。不仅如此，还考虑到色泽染料质量及其对人体的影响，“察其染色之料，有无损坏，人身卫生，有无干碍，方可获益”[4]。
中外卫生家皆建议时常沐浴，通过沐浴之法预防疾病。中医注重沐浴禁忌，沐浴宜在密室，忌大冷大热大风，忌头发未干即卧，忌饥饱时沐浴，忌病时沐浴[2]。西医则强调沐浴时要注重腋下、腿坳、大小便等处的洁净[3]，用水冷热则须据季节及个人体质而定，突出冷水浴的防病之功。“壮健之人，用冷水为佳，若血薄身弱，宜用暖水”[1]，“夏时以冷水洗浴，冬时以煖（暖）水洗浴”[2]，但总以冷水为好，“常以暖水洗浴，每遇冷风，难以抵挡，惯用冷水，纵遇寒风，不至骤感”[1]。3劳逸结合
中外皆强调劳逸结合，反对劳逸失度。中医认为，养生在于顺应四时，卧起有度，“春欲晏（晚，下同）卧早起；夏及秋欲侵（深）夜乃卧，早起；冬欲早卧晏起……早起，莫在鸡鸣前……晏起，莫在日出后”[2]，亦在于不妄作劳，即运动、劳作皆须有度，不可过度劳累、耗损体力、心力，“凡用心、用力，及用目、用耳，一切事稍觉其劳，即便停歇，以节省之，稍息再劳，庶不至受病”[2]。西方同样认为“作息应有一定之时”[1]，不可“晨昬（昏）颠倒，以夜作昼”[1]，且须“晚晚依时而睡，不可或早或迟”[1]。
中外一致认可适度运动有益身心。其中，中医以“动功”导引之术运动躯干四肢，又以“静功”调息之术调适呼吸血脉、凝神于空虚、清灵脑筋。西方重视射猎、操习武艺、散步、出游等体力运动，还讲究读书、咏诗、作字、弈棋等脑力运动。“人必日用脑髓以增其力，如运思、读书等事，则能免病。”[2]此外，西医还特别强调幼童进行体育锻炼的重要性，三岛通良认为：“注意体育，儿童有坚忍不拔之气象，敏捷锐迈之智识”[3]。03心性道德修养

中医养生思想融合释家“持戒”观念，讲求凡事“撙节（节制）”[2]，持戒修身，不任意妄为，以求身心清净。“居处不得绮靡华丽，令人贪婪无厌，乃患害之源……衣服器械，勿用珍玉金宝，增长过失，使人烦恼。根深厨膳，勿使脯肉丰盈，常令俭约为佳”[2]，此为外用事物要有所戒慎；“善摄生者，常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语，少笑，少愁，少乐，少喜，少怒，少好，少恶”[2]，此为情感思欲要有所节制。内心修养中，持戒之法，一在于“觉止”，即静观止念，“每于一念妄生，觉时即止之”[2]，“如耳不闻非礼之声，声自不扰汝耳；目不视非礼之色，色自不侵汝目”[2]，如此“心气自降，肾气渐升，而还泰象矣”[2]；一在于调息，“以目视鼻端白，数出入息，为止观初门”[2]，即达到治心止妄、俯察惑乱、有所觉悟的境界。

西方亦讲究凡事适度，有所节制，但主要体现于饮食、起居等具体事物上，较少将此提升至修身治心的精神层面。
中医养生思想继承儒家“中庸之道”的道德修养观念，认为“心有所爱，不用深爱，心有所憎，不用深憎，并皆损性伤神，亦不用赞，亦不用毁”[2]，即对待事物中正平和、不偏不倚，“常须运心于物平等，如觉偏颇，毋使稍有所倚”[2]。中医养生思想又来源于道家“清静无为”的核心观点。“清静无为”即“恬淡虚无”的状态，心无欲念，随遇而安，“安则物之感我者轻”[2]，就能免除“当顺境则心荡气扬，当逆境则情伤魄丧”[2]的情绪波动。
嘉约翰提出“凡人首务戒慎持躬，尤贵谦和养性”[1]，认为“世人当知逆旅之暂居，警醒三仇之诱惑，即横逆纷乘，贫病交迫，可忧可惧之事，仍须善为排解，失志切勿抑郁自伤，得志亦勿纵情肆欲”[1]，与心境平和、清静无为的中医养生思想颇为相近。
中外皆认可“德善”对人身的益处。郑观应辑录吕祖师语云：“世称积德可以延年，欲延年益寿者，卫生之理固当讲求，而德业不可不进修也。”[2]提出保身延年之法，不仅在于讲究“卫生之理”，还在于修业积德。郑观应所辑泰西卫生要语亦认为“择善而习，惯自为之，则有益于本身”[2]。至于积善之法，中医认为首先不可“诈善”，“诈善以悦于人……为人所嫌”[2]，即发心不诚，即使行善，也会为人所嫌，且行善不能为求回报，“勿言行善不得善报，以自怨恨”[2]。西方则提出“勤则善心生，佚则恶心起”[2]的观点，倡导民生勤劳，以利善念生起，亦指出“不可惯作恶事，至为害于本人或众人”[2]。因“恶事习惯后，甚难改易”[2]，这不利于积善成德。04传染病预防

中外皆重视从饮食、起居、个人卫生等方面预防传染病，但在饮食、起居卫生中，西方更加注重饮食物的烹调、洁净及环境卫生，上文已详述，兹不赘述。

不同之处，中医以“疫病”之名统称西医急性传染病，预防思想主要有“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瘥后防复”3个方面，其中“未病先防”原则运用最广。以顺时养生、养性调神、护肾保精、体魄锻炼、调摄饮食、针灸推拿、药物养生等顾护正气；以躲避邪气、药物预防等防止病邪侵害，“避其邪气”也已蕴含于饮食、起居等项中。中医疫病预防的一大特色是运用中医药物防身保健，主要包括两方面：（1）药物养生，平素运用药物补益正气、调补脾肾，达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目的；（2）药物预防，疫病发生时采用某些药物防止病邪侵害。
西医则采用隔离、清洁、消毒等方法防控传染病。（1）隔离。敦促群众远离染疫房屋，“切勿近前疫虫发生之所，此为卫生第一要务”[4]。（2）洁净。提倡及时埋葬疫死动物和疫死者尸体，并清洁疫死者房屋、用具及分泌物，“疫症毒人，屋亦为之不洁，毒秽、微虫、损人之臭气，必聚其内，若不即行涤除毒虫，熏洗秽物，其患必能延及多人”[4]，“病人所用之房位、睡褥、床帐、衣服、巾帽、大小二便盆桶器具，不论其症，是否凶险，果系传染时症，均属不洁之物，病苗、毒秽气质、微虫难保不藏其中，莫轻小视，能生大害，即口泉痰唾中，微虫必多传染与人，最为急速，务宜将所有秽物，立即焚烧之为妥”[4]。（3）消毒。染疫房屋要用硫磺熏蒸，“宜将房中窓（窗）门、房门封闭，用硫磺二三斤放于火炉炭上，使硫磺焚化熏酷二三点钟久，再焚一次”[4]。家具、墙壁等亦须消毒剂消毒，便盆、痰盂之类则宜放解毒逐恶之药。患者房间风口处，宜“放些錪（碘，下同）质或錪酒，可免毒气流散内外”[1]。探望患者时，须做好防毒措施，“最好幼铁丝织成炭筒面笠，覆住口鼻，而毒气、微虫亦不能透入伤人，而口鼻亦可以呼吸”[4]。医生也要做好防患措施，“凡为医生者，若临此种疾（疫病），用手扪过其患处，宜立即洗净，用臭水抹过，方无后患”[4]。此外，还设立卫生行政制度，制定防疫章程，管理卫生防疫。在具体传染病的预防中，中外皆意识到天花对婴幼童生命的危害，因此皆提倡种痘，以减轻天花痘症的伤害。卓凤祥认为种痘之于天花，犹如“捕盗，乘其羽翼未成，就而擒之甚易”[5]，犹如“去莠（杂草），及其滋蔓未延，芟而除之甚易”[5]，能极大地降低小儿天花感染率和死亡率。至于学校儿童卫生，三岛通良提出学校须担负起儿童种痘与复痘的免疫预防责任，“儿童就学之先，必使之种痘，及卒业高等小学时，当再命其复种之”[3]，还须在传染病发生之时闭校停课、消毒校舍、通知家长延医诊治。
如果把传染病划入中医外感病，那么，“非传染病”则属于中医内伤病范畴。中医传统的“治未病”思想涵括了“非传染病”卫生思想。5种“卫生”典籍的“非传染病”卫生思想主要体现在脾胃内伤、情志精神疾病、劳逸损伤等方面，已在饮食起居卫生、心性道德修养中论述。05结 语

中国传统卫生思想的内核是“治未病”思想，旨在“教人养心性，寡嗜欲，慎寒暑，节饮食，戒恼怒，兼行按摩导引之法”[2]，达到预防疾病的目的，突出培植正气、传授养生法则。西医常借助实验仪器，分析食物成分构成、饮水卫生、空气清新及其对人体的影响。中医融合儒、释、道思想，将卫生思想上升至心性道德的精神层面，而西医“虽精求卫生之道，全在形质上考求，不知无质生质、无形生形之妙”[2]。中医卫生思想在传染病预防方面强调“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西医除了隔离、洁净、消毒外，还设立卫生行政制度，强调以“法”治疫，实现传染病防治的制度化、法制化。《广州大典》5种“卫生”典籍成书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内容既有对中医“治未病”思想的延伸与发展，又体现了近代西方公共卫生理念，是近代中外卫生思想相结合的产物，亦是中外医学模式——整体与局部、宏观与微观相融合的体现。因此，中外卫生观念的融合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各自的优点，弥补了自身之不足。直面当时中国较为恶劣的卫生状况与传染病肆虐的现实，近代中国卫生先驱翻译、著述卫生书籍，介绍先进卫生思想、融合中外卫生观念。此举可视为近代中国救亡运动在医界的反应，反映了国人卫生健康意识的觉醒。显然，近代“卫生”一词已不再是传统“养生”之义，而是中医传统养生思想与西方先进卫生理论相融合而成的一种新式“卫生”概念，这种概念仍处于“新旧意义的磨合阶段”，并且“不可避免地与国家、民族、种族（强盛）联系起来”[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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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本文献标准格式：
何钰怡，李永宸.基于《广州大典》5种“卫生”典籍比较中外卫生思想[J].,2020,26(13):211-214.作者：何钰怡，李永宸改编自：基于《广州大典》5种“卫生”典籍比较中外卫生思想文字编辑：刘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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