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医与中医理论在肿瘤治疗中的异同

目前我国肿瘤的病死率呈现出居高不下的趋势，而对肿瘤的治疗在以现代医学治疗为主导的同时，祖国医学作为辅助治疗的综合性治疗方式也越来越为广大医患所认同。祖国中医药事业是各民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以传统中医药为主体，苗医药、土家医药、傣医药等所共同构建的医药体系，这些都是祖辈们在不断临证实践中所提炼出的宝贵财富，在治法用药上有着各自的特点。本文主要对比苗医理论与中医理论在肿瘤治疗中的异同。

肿瘤治疗中的异同
01对肿瘤的认识
苗医根据疾病之间的共性，具体将疾病细分为三十六疾、七十二症、龟类病及各种皮肤病等病症[1]，同时根据疾病的轻重缓急又可以分为五经，即冷经、慢经、快经、热经、半边经[2]。而龟类病与肿瘤的症状体征较为类似，其中公龟类疾病病势凶险，可由慢经迅速转为快经、热经，大伤人体惠气，使得机体日渐羸弱，多属恶性肿瘤范畴[3]。
中医理论对肿瘤疾病的认识，早在《内经》中便有所论述：“积之所生，得寒乃生，厥乃成积也”，“寒气客于肠外……如怀子状，按之则坚，推之则移”。外感或内生寒邪损伤机体阳气，肌肤骨节失于温熙，日久凝而成积，以及《难经》所提“积聚”，《诸病源候论》所提“石痈”“石疽”，《伤寒杂病论》所提的“癥瘕”等，均是对机体不同部位的肿瘤进行描述[4]。
02肿瘤病因病机
苗医认为万物发生发展皆有迹可循，《事物生成共源根》载：“世间万物皆有理有据，有着共同的本源，有着相同的构成要素，其中第一重要的是‘搜媚若’（即能量之意），第二则是‘各簿港搜’（即物质之意），第三是‘玛汝务翠’（即结构之意）”，这三大要素相结合组成的三位一体便构成万物的物质基础。苗医对于机体整体的生理认识便是由万物生成论衍生而来的架组理论。苗医认为通过来自父母生灵交合可授予下一代上述三大要素，而三大要素相结合可生成为人体的“若楼腈”（人体的原始细胞），相关“若楼腈”联合可构成组件，再由有关组件联合便可构成人体组织、脏器。人体的组织器官具体可分为九大部分，分别为脑、心、肺、肚、肝、肾、性、窟、身，并以架加以总结概括，即架组理论，而不同架组又具有各自的生理功能及特性[5]。在病理上苗医认为，所有疾病的病因均可归结为“毒”，即无毒不生病，所有疾病的病机均是机体功能紊乱，即无乱不成疾。故当机体遭受邪毒的侵袭时，便会导致三大要素中“玛汝务翠”受到破坏，继而影响“搜媚若”的发放，使得相关架组的生理功能出现障碍，人体因此出现相对应的病症及痛苦[6]。龟类疾病的产生便与人体能量失衡有关，当机体惠气亏虚之时，加之受到冷毒、邪毒等七十二症致病因素侵入，破坏“搜媚若”的形态，影响能量的发放，阻碍气血津液的输布运行，导致能量、物质、结构三大要素之间的平衡受到破坏，便可致使体内毒邪横行，气血不畅，继而诱发痰饮、瘀血等病理产物，而毒邪既可直接侵犯人体，于某处停留聚集为肿物，又可以与病理产物一同作用于机体，导致局部肿物产生。
这与中医理论的“毒邪致病”的观点相似。中医理论认为肿瘤的发展及转移与其产生根源——“癌毒”，存在着直接联系。癌毒是毒邪的一种，具有毒邪的猛烈性、顽固性等特点，但又不同于风毒、热毒、痰毒等一般毒邪，自身亦具有其特点，包括隐匿性、损耗正气、难于治愈等。当机体正气虚弱之时又加之受到外邪侵袭或情志、饮食等影响，在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久而久之便可诱发癌毒，癌毒产生之后便会直接影响气血津液的疏布，导致气机不畅，脏腑功能受损，进而导致痰饮、瘀血等病理产物不断地滋生，而这些病理产物又易于聚集在正气虚弱之处，最终导致局部肿瘤的形成[7]。
苗医理论与中医理论在对肿瘤产生的病因病机上都强调“毒”的致病性，但亦存在一定的差异，苗医理论中毒邪可为冷毒、热毒、邪毒等多种毒邪，而中医理论则明确提出了“癌毒”这一特殊的致癌因素，且癌毒在肿瘤的产生、发展及转移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此外，苗医理论提出龟类疾病产生的前提是机体惠气亏虚，加之遭受邪毒的侵袭，这与中医理论所认为癌毒产生的前提条件是在人体正气亏虚，脏腑气血功能失调的情况相似。
03肿瘤的治疗内治法
苗医认为，龟类疾病与其他疾病均为毒邪致病，故治疗上以驱“毒”为主，攻毒类药较为多用，但本着“能量至尚”这一观点，又严禁不顾人体惠气的强弱一味地攻毒，形成了培护人体“搜媚若”，补充“各簿港搜”，改善“玛汝务翠”的治疗原则[8]；同时苗医理论将冷纲、热纲作为疾病诊治的总纲，提出冷病用热药，热病需冷药治疗的大法[9]。因此，在龟类疾病的治疗中冷、热两纲作为治疗总纲，立法用药上以攻毒为主的同时注重培补机体惠气，再结合架组理论对病变部位所属架组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治疗大法。例如肺癌，所属架组为肺架，而肺架（苗语：各秒叽薄）主气，连肌表，毒易犯肺，以塞为病[10]，故在对肺癌的治疗上，首先观其冷、热，如出现急躁、灼热、亢进、掀衣被等热病表现者，以冷则治之；若出现倦怠、寒冷、安静、抓被蒙头等冷病表现者，需以热则疗之[11]，且以宣降为主，选药上以攻毒药物为主的同时也需顾护肺架。

现代医学肿瘤的治疗特点是提倡“带瘤生存”，故中医理论在对肿瘤的治疗始终强调辨证论治，通过辨机体的正气与癌毒之间抗衡所表现出的证，治则或以攻毒为主，补益为辅，或以补益为主，适当有所攻伐，或两者并重，以扶助正气，稳固病情，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实现“带瘤生存”的目的。
苗医与中医在肿瘤的治疗上，皆强调攻毒，同时注重培护人体正气，调整机体内在的平衡；苗医是以冷、热两纲作为诊疗总纲，而中医理论着重强调辨证论治，根据肿瘤发展的不同阶段所表现出的证作为基础加以辨治。
此外，在立方用药上苗医较简单，组配灵活，擅用动物类药、小毒药，在治疗公龟类病导致的疼痛常用雷公藤、四脚蛇、壁虎、蚂蛾、磨香等[12]，而中医在肿瘤的治疗中亦常用动物类药、小毒药，如鳖甲、全蝎、蜈蚣、蟾蜍、水蛭、虻虫、壁虎等，均是目前已被证实具有确切抗肿瘤效果的药物[13]。针刺类疗法
苗医认为“有毒于里，必发于表”，当机体因内部毒素壅积得不到外泄而使得机表出现疼痛、麻木、肿胀等症状之时，苗医便会使用短针刺破皮肤或在皮下挑断毒根，一方面使邪毒之气得以外泄，另一方面也使得皮肤的通透性增加也利于外用药物的透入，内外通透则疾病自愈[14]。苗医较为常用的针刺类疗法有火针疗法、弩药针疗法、硫磺针疗法等。在对龟类疾病所导致的疼痛可应用弩药针疗法，弩药原为剧毒药物，苗医在弩药中加入蜂蜜、糖等以缓和毒性，一般先将针具涂抹上弩药再刺于患处，也可先拔罐吸出“毒”后再涂以弩药，以起到攻毒、拔毒、排毒之效[15]。
苗医外治针刺类疗法与中医经络学说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皆可利用针刺手法作用于体表达到治疗的目的，但有所不同的是中医经络学说是以通为主，苗医针刺疗法则是以透为要。正如《灵枢》所言：“经脉者，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治，病之所以起。”中医针灸刺激腧穴注重的是协调内在经络脏腑气血，使经络得以疏通、脏腑得以调理、气血得以通畅，而苗医针刺类疗法目的在于使体内邪毒由内向外透达，即认为“有毒于内必发于外”；其次，中医针刺大抵按经络腧穴的分布用针，而苗医的针疗则主要是针对患部、极点（反应点），即使有穴位，不要求太精确[14]。心理疗法
在苗族聚居地区，对巫医文化均较为崇拜，民国《黄平县志》便有记载：“苗俗信鬼，黔地皆然，……苗病不服药,惟听巫卜，或以草，或以鸡子，或以木梳、草鞋、鸡骨等物卜之”[16]。因此，在疾病的治疗中，苗医历来认为应将“治身”与“治心”相结合，即通过内外治法与精神疗法相结合，其中治心起到一定的“安慰剂效应”，包括化水术、禁咒术、滚蛋法等[17]，同时这些治心之法在疾病的治疗过程中也显现出确实的功效。
中医则将肿瘤患者因患病而对心理产生的相关抑郁（排除精神病性抑郁）归于“郁证”范畴，而郁证的出现将会放大患者对于病情严重的感知，加快肿瘤的恶化，对此，中医以理气解郁、怡情易性为治则，可通过一定的心理开导（非药物疗法）或是根据不同的证型加以辨治（药物疗法）[18]。有研究[19-20]表明，中医心理疗法配合药物治疗能改善肿瘤患者的负面心理情绪，增加患者信心，提高生存质量。虽苗医心理疗法具有一定的迷信色彩，中医郁证具有详细的分型及治则治法，但两者均属于心理精神疗法。
结语与展望
自古便有“千年苗医，万年苗药”的传说，苗族人民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形成了地域性强、苗族特色鲜明的苗医理论体系。通过比较苗医理论与传统中医理论在对肿瘤的认识上不难发现，两种学说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如皆以“毒”为病机要点，皆以扶助正气为治疗重点，在外治技法以及心理疗法上均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看待疾病的角度层次存在着差异性。因此，苗医理论与中医理论应在与现代医学结合的基础上，相互取长补短、与时俱进，以为更多的肿瘤患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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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本文献标准格式：
邓茜, 杨柱, 崔瑾,等。 苗医与中医理论在肿瘤治疗中的异同[J]。 , 2019,25(09):62-64。作者：邓茜, 杨柱, 崔瑾,等改编自：苗医与中医理论在肿瘤治疗中的异同文字编辑：蒋凯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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