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仕沛：一个世纪前粤港疫情再揭秘 |
▲黄仕沛《经方亦步亦趋录》
2002年至2003年春，在广州等地爆发的传染性非典型性肺炎，再度引起世界医学界对急性烈性传染病的关注，也激起中医学界对温病、伤寒的再探讨，并积极投入到非典的临床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2003年10月5日《羊城晚报》刊登了一篇題为《一个世纪前粤港疫情揭秘》一文，作者称：本人翻阅了当时《申报》，揭示了1894年粤港两地遭受的特大疫情袭击：该次疫情来势因猛，朝发夕死，死者达数万人，疫情持续时间长过1年之久。病症：刚染上病时，身上生一恶核，大如青梅、小如绿豆，痛彻于心，顷刻间神志昏迷，不省人事。当时广州府太守张润生，于城隍庙设坛祭祀三日，“不理刑名”，市民亦舞狮迎神，企图驱赶瘟疫，无效。香港政府则批准施行《香港治疫章程》，同时还主动出击，寻求国际合作，英官电致现驻日本之英国水师提督，欲延聘西医来港，借以诊治。
阅后该文，觉言有未及。1894年的疫情是什么病？当时的医药界，特别是中医界如何应对？我也翻阅了手头的资料，特撰本文，以供同好。
清未甲午年(1894)粤港两地遭受的特大疫情肆虐，实为鼠疫。据当时广州名中医易巨荪曾撰文曰：“甲午吾粤港鼠疫流行，始于老城，渐至西关，复至海边而止。起于二月，终于六月，疫疾初来，先死鼠，后及人，有一家死数人者，有全家死绝者，死人十万有奇，父不能顾子，兄不能顾弟，夫不能顾妻，哭泣之声遍闾里”。曾检阅民初名医张锡纯编著的《医学衷中参西录》，其中转载时贤刘蔚楚的《遇安斋证治丛录》中一段医话，应该是指此次疫症流行，当时引发了中医界与西医的一段纷争，兹录原文如下：“前约二十年(即清朝末季)香港鼠疫流行，沿门阖户，死人如麻，香港西医谓中医不识治疫，请港政府禁绝中医，各中医求东华院绅联谒港督华民政务司，请选西绅院绅十人为监督，以病疫者发授中、西医各半，表列成绩，不尚空谈，一考，中医治效超过之；西医不服，三考，平均以百分计，西医得三十余分，中医竟超过六十分，中医赖此以保存”。
查实鼠疫的流行除甲午年外，往后几年，丙申(1896)、戊戌(1898)以至巳酉(1909)等均有流行，鼠疫是急性烈性传染病，病势凶险，中医竟敢与西医较量，一是由于西医传入国内不久，尚未普及，是时抗生素尚未问世，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二是连年的发病，当时的中医已积累了一定经验、有一定信心，发挥其所长，在情在理，而实际上，中医是当时与疫症抗争的中坚力量。
究竟中医治疗鼠疫之如此急性的传染病，用什么方法，我翻阅了清末民初的一些粤港名中医的医案医话，如黎庇留、陈伯坛、谭星缘、易巨荪、郭梅峰、谭次仲等，他们都用升麻鳖甲汤加减并收到肯定的疗效。《广州近代老中医医案•医话选篇》载了黎庇留及易巨荪的医案共8例，称本病为“核疫”，据易说唐代《千金要方》早有岭南恶核，朝发暮死之记载，病症与近患疫症无殊，其方有五香散，亦以升麻鳖甲为主。升麻鳖甲汤出自汉代张仲景《金匮要略•百合狐惑阴阳毒篇》：“阳毒之为病，面赤斑斑如锦纹，咽喉痛，唾脓血，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蟹甲汤主之。阴毒之为病，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唾脓血，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鳖甲汤去雄黄、蜀椒主之”。黎庇留、谭星缘、易巨荪、陈伯坛乃同时代人，皆治仲景之学，常聚谈交流。
黎庇留第一次用本方是治其叶姓朋友的婢女，用本方后数小时便渐渐清醒，已能下，以后再服几剂便告痊愈。因当时中医界流传着用“升(麻)不过五(分)”的说法，黎氏恐人非议，事前先把升麻研末，制药饼，每个重一两三四钱，处方中升麻仅用一钱许，但他嘱病人在煎药时要放两枚药饼同煎，即升麻每剂之用量为二三两之多，日服两剂，危者三剂。
郭梅峰先生是私淑陈伯坛的，但陈伯坛用药剂量大，时称陈大剂，而郭梅峰却以用药量轻著称。不过治本病用升麻也是五钱至二两。谭次仲是谭星缘之侄，崇仲景学外，应属中西汇通派、革新派。谭次仲18岁时在广西读书，适鼠疫流行，其家男仆趁墟归来，即倒地呻吟，不及半小时便谵语吐血，两侧腹股沟淋巴肿大，谭父处本方用升麻一两，每日两剂，次日诸症渐失。后来，谭次仲之母染此疫。因心理因素不敢投以此方，其母竟亡。
上述说明，本方治疗鼠疫并不是一个人的偶然经验，而是经过多位医学家临床验证，经得起得重复考验的。当时黎庇留、谭星缘、谭次仲等都作过疗效观察统计，并发表有关此病的医学论文和案例报道，易巨荪、黎庇留、谭星缘、陈伯坛等均为清末省港澳名医，有否参与香港中西界纷争其事？则有待考证矣。
由于治疗鼠疫取得疗效，黎庇留于甲午年(1894)创办了“广州太平局十全堂”。丙申年(1896)又创办了“衷圣医院”，在这两个中医机构为患鼠疫的市民赠医施药，救活无数。
从清末省港鼠疫流行的侧面可见，中医学几千年来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确实积累了不少宝贵经验，应该努力发掘，加以提高，中医药学在历史上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本文原载于广州市中医药学会《创会50周年论文汇编》)
（附）真实记录：一个世纪前粤港疫情揭秘
(钟珮璐 郭水香 张中华 《羊城晚报》2003年10月5日)
“非典”已逐渐离人们远去，但据近日报载：“非典”今冬或会“变脸”，世界卫生组织官员称，下次来的可能不是“非典”，而是导致人体出现类似非典病症的病毒。
1894年，粤港两地曾遭受过特大疫情袭击。从那次疫情发生、流行的规律来看，与今年初的“非典"疫情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近日，我们在广东省档案馆，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找到了1894年的《申报》，揭开了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
1894年广东的疫情起于冬春，持续时间长达1年之久。起初由于天干物燥，井泉枯竭，民间多“喉痛身热”，常有患者朝发夕毙，救治不及。进入4月份，天气炎热犹如火伞当空，路上行人挥汗如雨。四处出现疫情，“死亡甚重”，医生药铺忙不过来。西门外有户人家一天之内竟死了5人！5月份，瘟疫继续流行，官府中各级文武官员都有人染上此病。“死亡之多实百余年所未见”，西关连登巷更是“十室九丧，哭声遍地”。棺木店日夜赶制棺材，仍然供不应求。但相比之下，医院药房的生意反而平平，因为染病后死神来得太快，病人往往来不及救治。此情此景，真令人心酸。
是年6月，死者已达数万人。向老百姓施舍棺木的慈善机构，只剩爱育堂—处，其他地方都因施舍棺木过多，钱财用尽，几乎难以维持下去。6月底，气候变化，下了几场大雨，人们以为疫情会慢慢消退。谁知西关一带比以前还严重，百姓心生恐惧，寝食难安。一直到年末疫情才渐渐消遁。
这场疫情不仅持续时间长，而且发病快、死亡速、死亡率高。刚染上病时，身上生一恶核，“大如青梅，小如绿豆，痛彻于心，顷刻间神志昏迷，不省人事”。更有甚者，“常有宴饮之际，席未终而身已亡，谈笑之余，音尚存而魂已散。疫症出于俄顷，药石无所用之”。而病人即使得到及时医治，“病愈回家，必然再发，比初起时更重，不及救药而毙”。此病危害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当时的广州，人心惶惶。“广州城厢内外疫症流行，居民见死亡之多，均觉不寒而栗，多方祷禳，终属无灵”。“粤俗素来信鬼，以为人事既穷，唯有请命于神，故迎神赛会之事几于无日无之”。
由于风俗习惯和医疗水平落后等诸多原因，谣言四起，在恐慌面前，怪力乱神开始抬头，多出闹剧开始上演。有人扛着神像出游，求神庇佑，“鸣金击鼓，举国若狂”；还有人“舞狮迎神，纷纷扰扰”，就连时任广州府太守的张润生也不例外，于城隍庙设坛祭祀3日，“不理刑名”。
然而舞狮迎神、驱赶瘟疫毕竟不能起作用，老百姓也渐渐明白这一招并不灵光。“近见疫症仍未少休，神力与狮威终归无用，于是废然而止”。更有村民见神仙不灵了，“遂迁怒于神，不特香烟顿减，且更以粪汁淋之，一时见者无不为之绝到”。
人们见迷信无效后，遂将迎神像的费用拿来修建医院。广济医院计划在西关湄州庙前搭建房屋救治病人，但附近街坊担心病人云集于此地，病毒会扩散到乡邻中，于是出面阻挠。下九甫的一位梁姓高官的儿子，参加了抗议集会，回家后就染上疾病暴亡。众邻都认为他是因阻挠善举遭报应而死，于是先前反对的人不敢再有异议。医院才得以设立，救治了不少人的性命。
附近西村乡民害怕瘟疫传到乡里，便在乡外的空地上搭了一座大棚，凡是从省城回来的乡人都必须隔离在大棚中，不许越雷池一步，家人也不能与之相见。
与广东当时信神拜佛、恐慌忙乱、措施被动消极相比，香港在应对同样的疫情时相信科学、反应迅速、措施主动积极，从而损失较小。
1894年5月11日，香港洁净局批准施行《香港治疫章程》，病人病情无论轻重，都必须搬到医疗船或指定的地方进行集中治疗，以防止疫情扩散。同时要求人们一旦发现周围有病患者或疑似病患者，必须到最近的差馆或官署报告情况，香港当局也下令“凡有病人匿而不报者须重办，以儆其余”。
章程规定，对有疫情的地区必须委派专人喷洒“解秽药水”，同时对患者的衣物、床铺、生活垃圾及死者遗体等处理方式上作出了专门要求。病人住过的房屋，不论其生死，病人迁出后必须彻底清洗干净，并洒以药水，全面杀毒。
除了以上措施，香港当局还主动出击，寻求国际合作。“英官电致现驻日本之英国水师提督，欲延聘西医来港，借以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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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黄仕沛经方亦步亦趋录》，版权归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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