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东渐下的中医
西风东渐下的中医之一
————清代的中医
说起西风东渐，映入眼帘的应该是鸦片战争的硝烟，然而中国的西化，或者说中西方文明的碰撞远远不止是近百年来的事，而是可以上朔到明代中叶，早在嘉靖年间就有外国传教士把西方的宗教和文艺复兴理念传输到中国。
明清换代之际，是民族矛盾集中爆发的时期，也是思想文化强烈变革的时期，中国的学术从汉代到魏晋是一变，唐代到宋代又是一变，宋元明到清代又是一变，而每次变化其实都是中国接受外来文明之后做出的调整，产生了新的文化的表现。在明末，有大量的西方教士进入中国传播基督教，清代的徐昌治编了一本专著《圣朝破邪集》专门指摘西方基督教的谬误，因汤若望在天文上的精确无比，大家感觉到了天文技术上的不足，进而对西方的基督教也是非常害怕，恐惧西方将“举国合谋用夷变夏”黄贞写《狡夷之害无穷，不辨为忍心害理说》“利玛窦辈相继源源而来中华也，乃举国合谋欲用夷变夏，而括吾中国君师两大权耳”，可见在清朝初年西方势力的影响已经非常之大，以至于先进的开明士绅都为中国的名教感到岌岌可危了。陈寅恪先生在冯友兰先生的《哲学史审查报告》中说：“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诏「昭」示者也。”至为确论，明清易代虽然说是清代学术风气形成的主要原因，但是西方思想的传入对中国思想界的风气转向影响也是不可忽略。
梁启超《近三百年来学术史》中指出：“大反动的成功自然在明亡清兴以后。但晚明最末之二三十年，机兆已经大露，试把各方面的趋势一一指陈”，他把这个时候学术界的三大动作加以总结，其一是王学自身的反动，这是王阳明心学内部自己的自我修复，但是只能认为旧时代的结局，不能认为新时代的开山；
其二是自然界探索的反动，当时的科学观念其实开始起步了，表现之一就是几何原本的翻译，再次就是天工开物的撰写，还有徐霞客的游记其实是中国地理学的一个很好的开端。
其三是欧洲历算学之输入，中国知识界和外国知识界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在佛学的影响下，产生了中国的新儒家，在中医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佛学的影子，比如孙思邈的著作之中很多佛家的观念。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但是这种历算学的传入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其实这些主要因素共同作用下，清代的学术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在学术界成就了所谓的“朴学”，也就实事求是，就事论事，有一份资料说一分话的严谨的治学态度。
在这种学风的影响下，医学界发生了极大转向，明代医家所重都在金元四大家，徐大椿在《医学源流论》中说：“明人有四大家之说，指张仲景、刘河间、李东垣、朱丹溪四人，谓为千古医宗”，当时的大家如王纶、李忠梓等都持此观点，可见这种观点才明末清初还是比较流行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如钱塘二张则独尊仲景，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派别的影响力不断加大，以致到了清代末期大家都尊陈修园，都认可伤寒气化学说。
从总体来看这个时期的学术趋势有两个方向：
其一，注重证据，每一个议论都必有相对应的证据，不尚空谈，所以会有方证对应派的兴起，如柯韵伯提出的“合此证即用此方，不必问其为伤寒、中风、杂病也。今人凿分伤寒、中风，不知辩证，故仲景佳方置之疑窟”，这就很有考据的精神了，一切以证据（中医所谓的证）说话，徐大春提出的“有是证用是方”，完全以证为皈依。但是这种学说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不问疾病的原因，只专注辩证，忽略了辨因。对中国医学几千年以来的整体性，天人合一观都不能很好的保存，所以方证对应学说发展到最后就是不需要阴阳五行，不需要天人合一之类的中医的核心思想。如日本医家吉益东洞：“五藏浮说，战国以降，今欲为疾医乎？则不可言五藏也。五藏浮说，战国以降，不可从也”，直接否定中医的五脏学说，又说：“秦汉以降，道家降盛，而阴阳五行元气之说，蔓延不可芟，医道湮晦，职此之由，岂可不欢哉！”这些人的方证对应思想经过不同时代的发展，最后成了摒弃阴阳五行理论，如近代的胡希恕先生，如当代的黄煌教授，这些都是方证对应派发展的一个趋势。
其二，由于实事求是并不能解释通所有的医理，一方面就会有所谓的方证对应，不管作用的机理，只要证对则可用方药。另一方面就是穷究医理，于是就有了“气化”，所以气化学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气化方向的发展主要从两方面进行，一方面是经方派的气化论，另外一方面则是温病学派的兴起，其实这两个流派成了后世的主要流派，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医不可能以西方实证主义的思想或者清代考据的思维得以解决的。
气化学说，不管是张志聪、张令韶、陈修园等人为代表的六经气化还是吴又可、叶天士、吴鞠通等提出的卫气营血气化还是三焦辨证气化，都是一种模糊化的方向，譬如：六经的太阳，不仅仅是太阳经，也不仅仅是太阳腑，还包括五运六气的太阳寒水，还包括人体卫外功能的阳气。卫气营血之中，卫虽然属肺，但是又不是肺，卫是一种摸不着、看不见的状态，因此六经气化学说和卫气营血气化学说都没有可以证实性。
清代的中医“西化”，其实是一种自内而外的自我革新，乃陈寅恪先生所谓的“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因为是一种天朝上国的姿态，有很明显的文化优越感，根本不承认西方胜过我们。代表这种论调的可以举清人阮元做例，阮元说：
“天文算数之学，吾中土讲明而切究者代不乏人……
“学者若能综二千年来相传之步算诸书一一取而研究之，则知吾中上之法之精微深妙，有非西人所能及者。（《畴人传》卷四千四"利玛窦传"）
其实清初的汤若望的天文学上的精准度远远超过了当时中国的算学家们。士大夫虽然不承认，有绝对的民族自信心，但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寻求自我革新，面对外来的科学思想能够很好的“扬弃”，又不忘本来的“民族之地位”，所以这个时候的中医“西化”是一种完全没有变味的“原汁”中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