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译？意译？中医英译如何才能不失原意？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医药国际化事业蓬勃发展。作为中医药文化走向世界的关键环节，中医翻译有其自身的特点和难点。从“仆人说”“隐身说”“透明说”到“作者死了”，再到“创造性的叛逆”，反映出翻译研究与实践中译者主体性的凸显。翻译既是一种生产活动，又是一种创造和交往活动，这种属性在中医翻译中同样适用。
中医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一门医学科学，这决定了中医语言和中医翻译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对待中医翻译，既需要发挥译者的主体性，也需要正视译者主体性的制约因素。本文从译者主体性的角度，举例分析了Nigel Wiseman、谢竹藩、方廷钰3位译者在中医翻译实践中做出的权衡决策。01翻译主体与译者主体性
作为翻译学理论体系建设的基石，翻译界对“谁是翻译主体”这一问题的认识和探讨仍然有深入研究的必要。谢天振指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的主体除译者外，还包括读者和接受环境[1]。基于对翻译活动本质的理解，袁莉从阐释学的角度，指出译者是诠释循环图式的中心，也是翻译中唯一的主体性要素[2]。陈大亮赞同译者是唯一的翻译主体观点，同时承认主体间性的存在。他认为译者是翻译主体，作者是创作主体，读者是接受主体。三类主体之间体现的是一种平等的主体间性关系[3]。仲伟合、周静强调无论是选择、理解和诠释文本，还是翻译策略的取舍，译者始终是最具主观能动性、最积极活跃的因素。翻译的主体性自然与译者的主体性密切相关[4]。许钧提出了翻译主体的广义和狭义之分，给出了大致4种答案：（1）译者是翻译主体；（2）原作者与译者是翻译主体；（3）译者与读者是翻译主体；（4）原作者、译者与读者均是翻译主体。他认为译者是狭义的翻译主体，而原作者、译者与读者可以作为广义的翻译主体[5]。这一理论有利于化解学者们对翻译主体的争论，推动翻译主体与译者主体性研究的发展。

目前，关于译者主体性的内涵，翻译界给出了以下几种界定。许钧认为所谓“翻译主体性”，是指翻译的主体及其体现在译作中的艺术人格自觉，其核心是翻译主体的审美要求和审美创造力[5]。许钧所指的“翻译主体”是广义的概念。查明建指出：“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6]。陈大亮没有直接阐述译者主体性这一概念，但从哲学的角度回答了“什么是主体性？”主体性最根本的内容是作为主体的人所特有的主观能动性，并提出主体性还有受动性的一面。在他看来，主体性是能动性与受动性的辩证统一。在理解主体性内涵时，需要避免无视客体的制约性和过分强调客体的制约性这两种极端[3]。仲伟合、周静在其他学者观点的基础上，概括出译者主体性是指在尊重客观翻译环境的前提下，在充分认识和理解译入语文化需求的基础上，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整个翻译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它体现了译者在语言操作、文化特质、艺术创造、美学标准及人文品格等方面的自觉意识，具有自主性、能动性、目的性、创造性、受动性等特点[4]。这一观点比较全面系统地概括出译者主体性的内涵及其相应的制约因素，亦可以视为翻译界从主体性角度对从事中医翻译译者提出的基本要求。02中医疾病名称翻译的译者主体性分析
中医临床上，部分疾病的实质内容与西医相关疾病所指基本相同。这些中医疾病名称，在翻译实践中往往采取两种策略处理。一是借用现有的西医疾病名称，二是遵照中医疾病名称之意，多采用直译的方法，意译次之[7]。在译者主体性的作用下，中医临床疾病名称通常会存在多种翻译版本，本文主要对Nigel Wiseman、谢竹藩、方廷钰3位译者有关中医临床疾病名称的翻译进行比较分析。

Nigel Wiseman，中文名为魏迺杰，英国籍，1976年获爱丁堡海瑞尔沃特大学西班牙语、德语翻译学士学位，2000年获英国埃克塞特大学补充健康应用语言学博士学位，现于台湾长庚大学中医系研究中医语言和中医翻译[8]。Wiseman博士热爱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在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医的过程中力求最大限度地保留中国文化的原貌。
谢竹藩，194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从医执教60余年，精通多国语言，学贯中西，进行了大量中医名词术语英译的研究工作，是中国中西医结合学界的奠基人之一。谢竹藩注重临床思维的中西医结合，认为这是发扬中医的重要途径，同时对西医学的发展也会有所禆益[9]。
方廷钰，1957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英文系，现任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英语传播与研究中心主任，长期致力于中医翻译研究，翻译编写了《中国传统医学精要》等多部中医药著作[10]。
以上3位译者均为中医英译领域的知名学者，在中医翻译与国际传播领域具有较大的影响，同时由于他们在母语语言、学科背景以及个人研究经历上存在较大差异，其译者主体性在其翻译实践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直接体现在对同一中医临床疾病名称所采用的不同英译。表1选取了Nigel Wiseman、谢竹藩、方廷钰3位译者具有代表性的中医疾病名称翻译案例，从整体上展示了3位译者英译的主要区别。以下从中选取最为典型的疾病名称英译作进一步分析和比较。“风火眼”
“风火眼”一词是Wiseman与谢竹藩曾经论战过的经典案例。Wiseman主张应按照字面将其直译为“wind-fire eye”，以体现病名中的“风”与“火”等六邪的内涵，从而尽可能完整地保留中医术语的特色。他反对转译为西医学词汇，认为西方读者更希望了解的是中医学中的疾病称谓，而且理解和接受“wind-fire eye”并不困难[14]。而谢竹藩则认为这种中文式的中医英语愈多，会愈使西方人感到中医玄妙莫测。有些中医名词既已有相应的英文对应词，不能单纯因为是西医名词，便避而不用，反而去使用生搬硬套的中文式英文[15]。“风火眼”有可能包含“急性结膜炎”，且中医学中“风火眼”与西医中“急性结膜炎”病证相似，谢竹藩将“风火眼”译作“acute conjunctivitis”，其译文带有一定的西医色彩。后伴随中医术语英译的发展步伐，谢竹藩增加“wind-fire attack on the eye”作为“风火眼”的直译版本。在当时的翻译论战中，方廷钰赞同谢竹藩“acute conjunctivitis”的翻译版本。由此可见，译者主体性在中医疾病名称的翻译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风”
“中风”一词，国内存在"apoplexy""stroke""wind stroke"3种常见译法。作为以英语为母语的译者，Nigel Wiseman以“源语导向的方法”为指导，将“中风”直译为“wind strike (stroke)”。他强烈反对借用西医疾病名称翻译中医疾病名称的做法，认为这难以保证中医概念的完整，且容易引入西医概念，造成中医特色的折损，中西医的区别又将如何在读者面前体现呢？
除译者身份外，谢竹藩还是著名的中医、中西医结合专家。受中西医结合思维影响，谢竹藩提出了两种翻译版本，将“中风”译作“wind stroke”或“apoplexy”，保留借用西医名称“apoplexy”的表达。
对于“中风”一词，方廷钰认为"apoplexy"和"stroke"两种翻译版本皆可。由此可见，译者的思维文化、学术背景、知识结构对中医疾病名称的英译影响很大，译者主体性也最为明显，这也是目前对译者主体性方面探讨最多的问题[16]。“消渴”
“消渴”是中医常见疾病名称之一，是指以多饮、多尿、多食及消瘦、疲乏、尿甜为主要特征的综合病证，其部分等同于糖尿病。针对“消渴”这一中国传统医学病名，Nigel Wiseman将汉语“消渴”按字切割，将字作为翻译单位，然后每个字翻译为对应的英文，再将英文组成词组。通过以上这种仿造法，Nigel Wiseman将“消渴”译作“dispersion-thirst”。对于具备一定中医学知识的读者而言，基本上可以将其回译为“消渴”。谢竹藩秉承中西结合思想，将“消渴”译为“wasting thirst”或“diabetes”。从西医词汇中选择“diabetes”，又依据“消渴”之意直译为“wasting thirst”，延续了他一贯中西医结合背景下的翻译模式。方廷钰认为“消渴”同“糖尿病”不一样，西医中没有与“消渴”完全对等的疾病[10]。因此，方廷钰取“消渴”二字的内涵，将这一疾病名称译作“wasting-thirst disorder”。不难看出，在英译中医疾病名称时，译者是根据中医疾病名称之意进行直译、意译、仿造，还是借用相应西医疾病名称的表达，追根溯源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译者主体性决定的。“缠喉风”
“缠喉风”多由脏腑积热，邪毒内侵，风痰上涌所致，其症状相当于急性喉部感染。本着用英文翻译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医知识的意图，Nigel Wiseman将“缠喉风”译作“throat-entwining wind”。在从事中医翻译时，Nigel Wiseman多采用直译，甚至字译，研究出一套自己的翻译方法，具有独特鲜明的个人偏好。谢竹藩将“缠喉风”译为“entwining wind throat”或“entwining throat infection”，这与译者自身倡导中西结合学术观点密不可分。方廷钰考虑到读者的认同度，主张采用“acute laryngeal infection”的翻译版本。这种译法是基于中医疾病名称之意，借用西医相关疾病名称的表达。具体的翻译过程是译者主体性表现最为显著的环节[16]。同一中医疾病名称之所以存在几种不同的翻译版本，其背后深层原因是译者主体性在语言操作能力、学术知识背景、思维文化意识等制约因素的影响下所做出的权衡决策。“风瘾”
“风瘾”是一种常见的皮肤病，相当于荨麻疹。为最大限度地贴近源语，照顾西方读者了解中医的需求，Nigel Wiseman将“风瘾”按字面之意译为“dormant wind papules”。与Nigel Wiseman翻译方法完全不同，谢竹藩坚持借用西医疾病名称，将“风瘾”译作“urticaria”或“hives”。谢竹藩怀疑“dormant wind papules”译法的实际效果究竟是能让西方人了解中医的原貌和精髓，还是教西方人认几个汉字。在谢竹藩看来，语言文字的隔阂是中医向西方传播的主要障碍之一，要消除这种隔阂绝不是教西方人学几百个中文单字或创造一些中文式的中医英文词所能解决的[15]。方廷钰在翻译“风瘾”时，也尝试借用西医疾病名称，却没有选择“urticaria”一词，而是将“风瘾”译为“hives”。两位译者虽就借用西医疾病名称这一点达成共识，但却在西医词汇的选择上同中有异。可见，无论是翻译方法的抉择，还是具体翻译过程中词汇的选择运用，译者主体性都受到了语言能力、翻译文本、文化内涵、受众群体等制约因素的影响。
综合以上译例，Wiseman在翻译过程中，将自身目的语背景与后天源语语言、文化习得相互融合，综合运用直译法、仿造法、造词法等翻译策略，试图再现中医疾病名称的语言文化内涵。这体现出Wiseman作为一位文化交融译者主体性的发挥[17]。
谢竹藩在翻译与西医相关疾病名称所指基本相同的中医疾病名称时，往往提供两种翻译版本，将西医相关疾病名称的表达保留下来。其译文体现了显著的中西医结合的色彩。这种特征充分展现了谢竹藩作为一位中西医结合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方廷钰在翻译中医疾病名称实践中，常常综合两种方法予以处理，既有借用现有的西医疾病名称，也有结合中医疾病名称内涵进行直译、意译。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方廷钰作为一位英语专业译者主体性的再现。
总而言之，译者主体性在上述3位译者的译文中均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这几位译者都是中医翻译领域内的知名学者，其中医术语的英译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具体就中医疾病名称的英译而言，因为其具有现实的临床意义，在当前中医药对外传播与推广使用以及中西医结合发展的大背景之下，应当在英译处理时尽量反映出其所对应的现代疾病类别，必要的时候也可以采取中文字面直译与附注说明其所对应的西医病名相结合的方式，以提高翻译与传播的指向性和实用性。这提示我们，在对同一中医术语不同的英译进行比较与选择时，既要重视差异本身，更应关注导致这种差异的背后原因，即对译者主体性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翻译的具体语境、文本特征以及目标读者等多种因素进行综合考量，从而做出最恰当的选择。03结 语
中医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受到语言操作能力、思维文化差异、学术背景知识、中医文本特性、中医翻译标准等多重制约因素的限制。但这些制约因素不仅仅是对译者的阻碍，更是译者正确发挥主体性的准绳和潜力所在。在能动与受动的相互协调作用下，积极灵活、恰当地发挥译者主体性，有助于提高译者的决策均衡力。从事中医翻译实践中，在关注与发挥译者主体性的同时，还应兼顾功能对等理论、翻译目的论等翻译理论以及所涉及的具体中医学科领域、文本特征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与反复权衡，以期达到最理想的翻译与传播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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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本文献标准格式：
高昂，任荣政.中医疾病名称英译的译者主体性研究[J].，2019,25(7):117-119,132.作者：高昂，任荣政改编自：中医疾病名称英译的译者主体性研究文字编辑：蒋凯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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