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伤寒论》已经是中国医学发展的极致
导读：章太炎，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
从1899年3月8日在《台湾日日新报》发表《论医师不宜休息》开始，到1936年6月14日因鼻衄病和胆囊炎病逝于苏州为止，近40年中，章太炎不断有医事论著问世。尤其是1921年到逝世这段时间，章太炎发表了大量医学言论。
医学乃章氏家学，“太炎先生正是从家庭熏陶，到逐渐自好，从莫能辩其条理，到反复勤求实践，从医国，到医人。从整个传统文化入手，到抉取西方科学义理，从而溶汇中外，左右采获，终于见医经之本。在医学研究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并且认为从1921年到1927年,是其医学研究的黄金时期。从这一时期开始，章太炎在政治上渐趋“落伍”，又遭到当局两次通缉，“现实使他深深的绝望了，使他救国愿望彻底破灭了，迫使他去退守医国医人的最后一块阵地，即去从事他自幼所喜的医人的医学。”
“太炎先生的晚年可以说完全与医学联系在一起了。”这些论断描绘了一个渐渐退出政坛，以医事活动寄托余生的“国医革新导师”章太炎的形象。但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章太炎直到晚年，其自我身份认同依然是关怀政治的士人，他晚年的讲学生涯也以挽救人心为旨归，更重要的是他并没有冷淡参与政治的情怀。
即使从章氏晚年的学者生涯而论，他也是受到“五四”以后学术界新旧两派推崇的人物，稳坐国学大师的宝座。所以，章太炎晚年的医事活动不能仅仅理解为他无处施展生平抱负，不得不退而为之的一种无奈选择，而应放到他对整个中国文化命运前途的思考中去理解，并结合当时中西医论争所体现的中西文化碰撞融会的历史背景，发掘其医事言说的旨趣所在。
正如章氏自述，医学乃其家学，祖父章鉴、父亲章濬、长兄章篯医术都很高明，为乡人治病，享有声誉。早年在杭州诂经精舍读书时，又受到其师俞樾影响而广涉医籍，打下了研究中国传统医学的基础。对中医医籍医理的研究也成为他一生著述的组成部分。
他又对西学有所关注，尤其是在流亡日本期间，进一步阅读了西方典籍。这些背景使他在对待近代中国医学的有关问题上比同时代的人更具独到之处。
细读章太炎晚年一系列医事论著，可以发现，他在给章次公的信中评价惠汤本氏的《皇汉医学》时，提出的“融会中西，更造新医”之语，给我们提供了解读其晚年医事活动的钥匙。
循着这一总的思路，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章太炎晚年之所以把很多精力花在医事论著上，就是要通过表达对中西医论争的意见，阐明中国医学在世界各种医学体系中立足之“极”，来表达自己对中国文化的信心，并勾画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自处之道。
为此，他一反当时流行于医界的所谓“世世进化”的中国医学史图景，从“学”的层面，立足于中国医学自身发展源流来叙述中国医学自我发展的道路，同时批评中西不两立的医学发展思维，从“术”的层面积极寻找中国医学与西方医学并立发展、互相融会的空间。
此外，还在众说纷纭的中西医论争中，眼光独到的拈出“疗效”标准，果断地为中西医的比较找到了统一的“硬道理”，也巧妙地为中西医的并存互惠找到了可能。
1927年,王一仁的《中国医药问题》出版，章太炎在“序”中对书中中医“世世进化”的观点明确表示反对，他指出:
自《素问》、《难经》以五行内统五脏，外贯百病，其说多附会。逮仲景作，独《伤寒》平脉篇、《金匮要略》首章一及之，余悉不道，于是法治切实，方剂广博，而南朝诸师承其风，以为进化。
诚然，隋唐、两宋惟巢元方多说五行，他师或时有涉及者，要之借为缘饰，不以典要视之。及金元以下，如守真、洁古，明清之景岳、天士诸师，虽才有高下，学有疏密，然不免弃六朝唐宋切实之术，而未忘五行玄虚之说以为本。
尤在泾心知其非，借客难以攻之，犹不能不为曲护；徐灵胎深诋阴阳五行为欺人，顾己亦不能无濡染，夫以二子之精博，于彼众口雷同终无奈何，欲言进化，难矣!
且异法方宜，医师所宜知，而清医或泛地理常识，乃不知守真在北、仲景在南，日言南北异治，而于《外台》所录南朝诸方，未尝一顾焉。甚者闻仲景生南阳，官长沙，反谓其法专行于河朔、江淮地望，犹且错谬。何异法方宜之足言，此亦一蔽也。若夫疡医以内补拓脓，铃医以离骨散拔牙，针师之术密相授受，亦往往有愈者。加以禁方奇药，随时发露，有仲景、思邈所不及知者，此则不可不谓之进化也。
这些论述说明，章太炎认为，从“学”的角度而言，中医不存在一个“世世进化”的演进体系，如果说有变革，那也只是在医疗技术层面上的改进，主要体现在疡医、铃医、针师等对技术的革新与创造上。若从“学”上说,则张仲景的《伤寒论》已经是中国医学发展的极致“余于方书,独信《伤寒论》,其杂病之书，自《金匮》时复而下，率不敢一一保任。”
“要知仲景《伤寒论》，其论病机，乃积千百年之经验而来，间及五行之说，特犹算家之以甲乙丙丁代数耳。若近代叶氏之流，于病状尚未说明，先以五行之谈为铺张，则直是油腔滑调矣。”“医书大抵上取先唐,兼存两宋、金、元、明诸家著述，略不必观，明末喻嘉言，近世柯韵伯、徐忠可之书,是所应览。叶天士、吴鞠通浅薄之言,不足尚也。”
正因为如此，章氏对《伤寒论》进行了深入研究，写作了如《伤寒论演讲词》、《论太阳病非局指太阳》、《时师误指伤寒小柴胡证为湿温辨》、《太阳病解》等医学文章。
章氏如此建构中国医学史，其意图是要通过把仲景以及《伤寒论》树立为中国医学史上的高峰，批驳当时渐渐在中医学界萌生的所谓中医在历朝历代“世世进化”的直线进化观，提出中国医学自有其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发展道路。既然如此，在中医存亡发展问题上，就应该抱定以我为主的立场，从中国医学自身发展源流与模式考虑问题，而不必斤斤计较于中西医的长短之争。为此，章太炎呼吁对中国医学进行全盘梳理，摸清自己的家底，站稳自己的脚跟。
章太炎对于医事问题以中国医学本身发展为立场，并不排斥西医，但以简单“中西互补”来论定其态度，则又失之宽疏。而如某些研究者认为章氏受到其师俞樾的《废医论》的影响,且以“章太炎为俞氏弟子,余云岫又自称为章氏弟子,从中似可看出否定中医的思想,倒是隐约若有师承的”来认定章太炎否定中医,则更是大谬。
到了晚年,他对于中西医学的基本观点则是,“中医之胜于西医者，大抵伤寒为独甚，温病热病本在五种伤寒之中。其治之则各有法,而非叶天士辈,专务甘寒者所能废也。脏腑锢病,则西医愈于中医,以其察识明白,非若中医之悬揣也。固有西医所不能治而中医能治之者,仆尝于肺病、里水二证,实验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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